。我立刻关上大门，逐渐加以甄别，男的大多数教他们出去，女的则集合在前门边院外病人的讲道所内，然后我领她们到难民收容所去。当时的情景极为凄怆：可怜的母亲带了几个孩子，有的抱在怀里，有的牵衣蹒跚而行，成年的姑娘搂着被褥衣服家用杂器等等的小包小裹。一步一步踯躅前进，每隔几分钟要停顿一次，不使中途失散，慢慢地经过一条条的街道，沿路遇到许多日本兵，日本兵虽然不一定会麻烦或侵犯她们，但她们只要看见日本兵的面目，心里就会恐怖!

    “惊怖的fù女聚集在各收容所门外，要求保护，一天多似一天。两个最大的收容所收容难民一千人，已经增加到一千五百人以上了。收容所内的情形，自然是不堪设想。试以弘道女校收容所为例，难民已经是满坑满谷了，已经不再有可以躺直身体的隙地了，然而，一批批的母亲，成年的女儿和小孩子们，还是拥塞进去，结果三层楼的宿舍内，所有卧室、走廊、甬道、洋台、扶梯边都挤得水泄不通，水门汀地板的大健身房内也挤得密密层层，她们整天整晚在那里坐，在那里吃，在那里睡。目睹这种情景，谁都反对战争，反对战争所给予人类的苦痛，然而，收容所里的人还是幸运儿呵!她们吃些什么呢?一天一餐，还是费了很大的气力!她们的卫生状况怎样呢?只是由于中国办事人员的热心努力，以及中国fù女的明理顺情，才能够勉强忍受下去。我们原来计划四天以后就有办法，可是到今天为止，她们已经在这种状况下生活了三十五天了，而fù女仍不能安全回家。

    “我们规定日常的工作，对于医院以内的事情，史多敦医生一概不管，他专门负责外面救护难民的事情，医院里的汽车和救护车归他使用。他做了下面这许多事情：十二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城隍山女修道院报告，日本兵已入院内，威胁着fù女，‘广慈医院方面是否能够相助?’恰有日本军官一人到医院，史多敦医生便与日本军官同乘救护车前往，把日本兵驱逐出院，把fù女送往离约二哩的仁爱医院，午后一时四十五分，天主教堂也来电话：‘广慈医院能否相助?’(杭州电话线中断，但广慈医院、天主教堂、之江大学及松木场广慈分院的电话线，仍设法保全，而以广慈医院为中心)。史多敦医生又偕日军军医官田中立刻出发，原来一个酒醉的日本兵打了台模尔主教(Deymies)的嘴巴，仍用qiāng刺向他威胁，田中下车后，就把日本兵赶出。于是，史多敦医生又驾了救护车到另一个地方去装柴(希望日军搜索队在八点钟的时候，不会加以‘征发’)，给某一个收容所送米，替医院取煤，或把我们送到六个值班的地方。为了这种事，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随时须出去周旋，不过史多敦医生则专负这方面的责任。赫陶医生忙着照顾医院内的日常工作，寇蒂斯夫人(Mrs.Curtis)忙着照顾从难民收容所移到产科部来生育的许多婴孩，加纳脱女士则忙着管门，看护班学生仍上课听讲，医院的全部工作，治疗和看护伤兵、难民、婴孩等等，都日夜照常进行……

    “我曾提起火警。这里我先讲医院的地位。我们的医院是在城中心，南面的马路相当宽敞，东西北三面都是老式的街道，南面有许多幢陈旧的房屋，其余三面所有的房屋，一大部分是木板和灰泥造成的，也朽败不堪，我们在这一个区域内，却有不少房屋，所以，你们不难想像，火这样东西对于我们是十分可怕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我刮好了胡子，向西眺望，一抹黑烟似乎在我的卧室和史多敦的住宅间冉冉上升，不久，黑烟变成火焰，医院的大钟报告火警。我披上外衣，急忙冲出，那时院中工役，已赶往医院的西首。我走到前门，始知火焰在医院之外，乃走到街上，原来起火的地方，是在医院西首的街对面，隔着一道二十尺高的墙垣。于是我走回医院，大家已开始搬移西首病院中的病人，我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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