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积弱，但是流通不畅，则民生凋敝，天下之大千差万别，如果没有工商业的流转供应，互助有无之效，则农家民户多余的产出，没人收购，没人加工生产，没人贩售增殖，都只能霉烂在家中，工商之道，虽不起眼，但也相当重要的，历朝之所以贬斥商户，乃其逐利之本性，于天灾人祸，亦要囤积居奇，谋以暴利，是以与朝廷赈民之法相背，雪上加霜为地方大害。但古今商者存始绵延不绝，自有其存在，终是利大于弊，如能善用之，如治水疏导之道，则于国于民大利。

    “在下周游的泰西诸国，多山临海，地产所稀，穷变求生，致快速富国强盛之道，无非就是军事掠夺和外贸，要知道，眼下大唐内忧外患，财货不足，岁入不丰，若加征于子民，不是长远之计，是我以求诸与外，不免就用了些激烈的法子。”

    我稍稍借鉴了些工业革命前诸国故事的段子。

    “哦，兴促回易么，就食于敌”他眼中爆闪过一阵光芒“愿闻其详”

    “丝瓷茶纸，供于番邦，不能使其富国强兵，却能资我牛羊财货，是以有巨利，而商往络绎。

    他淡淡的着听我说完，“候教了，不过此法虽貌似上善，然易制于人，若有心为之，为国之乱源，受柄于敌乎”

    “这便要朝庭的调控手段，诸如统一税关，政令，彼物我需则低税纳之大入，高税限之其出，我物彼需，则倾销之，趋利避害，以敌财资我。”

    当然了，所谓的这个新法，其实是个大杂烩，千头万绪，所涉极多，许多都是我头脑发热时的产物，一时也没法周尽，但其中是他最感兴趣的，也是最切合西北朝廷时要的，主要是来自疏运上的变化。

    本朝的财政流通，主要采用的是逐级转运法和轻货法，前者是开元九名相的宇文融的所创，将原本供应朝廷的漕运，改成水陆交替逐级转运，在一些河津关要设立仓储点，避开一些风高浪急的河段，如龙门仓，洛口仓等，大大提高了运量和减少水运的损耗。而后者乃当今那位肃宗还是太子时候的，大舅哥韦坚所提出，就是把输送朝廷的赋税，全部折变成价值昂贵的“轻货”，以提高输送效率。

    其中的弊端也很明显，逐级转运劳役的民力相当的大，这是不算在成本里的，过手的环节多了，舞弊的机会也多了，而轻货法，则把物价波动的风险直接转嫁给普通百姓，更兼给了经手官吏强买强卖盘剥渔利的机会，不过相对这个时代，已经是前无古人的上政了。

    而我采取的军输法，借鉴了明朝中叶已经成熟的输边政策，即指定商人送特定的物资到边疆，然后依照凭据发给报酬或者特定物资的一定期限的专营权，这也是徽商发迹天下的重要途径，收取一定的抵押做保证后，将整个运送过程全部有商家承当，一切的风险和损失也由尚家负责，官府只要负责最后的验收和兑付，然后根据到达的质量和日期，给予相应比例奖励加成，表面上看增加了成本，但相比先前的损耗和人士费用那简直是微乎其微了，还不包括沿途征用大量劳役民力等隐性的指出，被有心人鼓吹称作“不劳民力一分而流转舒畅，官民相悦之政，上善焉”，

    实际当然不不是这么理想，被上层建筑无视和损失掉的，是原本那些上下过手和地方层层转接经办的，被称做干办胥吏的利益阶层。不过相对原本业务繁忙的江南漕运庞大的利益阶层，这新开的汉江输送线上，旧的体制还没形成气候，阻力显然要小的多。毕竟要想完全革除弊端那是不可能，只是相对减少一些，我也不是一下拿走所有人的利益，只是通过制度和权限的变化，把一些人从这个利益体系中踢出去，让另一些人拿的更多，把原来耗费三成减成一成，那就是不得了的善政了。

    所谓改革，说白了也不过是这种利益再分配的结果，比如把某些过于集中的利益拿出来重新分配，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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