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民间智慧的分析，都让我们感到亲切鲜活的乡土气息。同时，对打官司本身的淡化处理，也是为了“强化人物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自我意识”究竟是什么？在秋菊看来，就是“钱不钱的无所谓。我就是要个说法”。现代化、商品化的逻辑是把所有问题转化为“人民币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就是“上级领导”在判决书中反复强调的“安定团结”，“求大同存小异”。影片中虽然没有“好人坏人”的区分。但他们在思维方式上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李公安，万庆来等人显然代表了现代化与商品化的思维——反正经济上不吃亏，就不用生那闲气了。他们当然不能理解秋菊的做法。李公安在让王村长给秋菊个“说法”的时候，甚至可爱地犯起了结巴，思维的隔阂可见一斑。秋菊——或者也包括王村长——则显然遵循着另外一种思路。他们都不在乎钱，但一定不能输这口气。所以说，秋菊在现代化和商品化的进程中也是一个“脱序人”。她拒绝用人民币解决问题，而是要求一个金钱买不到的“说法”。笔者认为，所谓“自我意识”就体现在这一点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秋菊的“自我意识”绝对不是“启蒙”或“现代化”带来的。反之，影片包含了很多对乡土中国启蒙运动的反思。例如，秋菊是一个读过中学的学生，但她对自己的知识毫不自信。无论是写申诉书还是看信，都要求助别人。人家跟她律程序，她也似懂非懂。她的乡人们更是如此。甚至对村长来说，秋菊去城里打官司也只是“把局长的小汽车都坐了”。启蒙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一百年，而九十年代的乡土中国还是这样一种局面，其尴尬不言自明。从影片中我们看到，秋菊开始去找村长，问他到底“管不管”，所寻求的还是一种“人治”。她对村长仍然信任，以致把“被告”当成了法官。而最后法律看似帮她撑了腰，实际解决的完全不是她提出的问题：最后使王村长被拘留的证据是庆来肋骨的骨折，而不是秋菊一直强调的“要命的地方”。

    法律当然解决不了秋菊的问题，因为两种思维从根本上就南辕北辙。秋菊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前现代乡土社会的遗存，凭着顽强的个体意志，借助现代化社会的法律武器——当然还有足够的金钱支持——与商品化进程作斗争，这注定是没有结果的。法律不仅不会判给她一个金钱以外的“说法”，还在最后破坏了这个其实已经到来的和解。村长在洗脸刮胡子，像要过年一样准备参加秋菊儿子的满月酒时被抓走。说到底，即便这样，秋菊也没有得到她想要的那一声道歉。而村长回来后，秋菊即将面临的人际危机则显而易见，各种随之而来的麻烦也都将浮出水面。

    现在看来，二十年前的一部《秋菊打官司》在当时颇有时代意义。九十年代初期。正是中国大陆热烈迎接现代化、商品化大潮冲击与洗刷的年代。如戴锦华所说：“在经典的第五代电影中，‘现代化’或曰文明社会，是外在于特异的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力量；是一个潜在的权威视点的拥有者，一个无形而巨大的参照系。某种外来的拯救或毁灭。”这个外来者不仅给秋菊留下了满脸的迷惑，也给乡土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困扰。代表现代化前进方向的“求大同存小异”实际上是一个挤占异类生存空间的过程，通过消灭异类来达到更大的“大同”。不仅是二十年前，启蒙运动，现代化、商品化、法制化进程究竟给乡土中国带来了什么，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无比鲜活，却又难以回答的问题。极具讽刺意味的是。2010年，以《秋菊打官司》拍摄地为基础开发的旅游景点“秋菊山庄”被曝出“关押上访群众”的丑闻。“秋菊山庄专关秋菊”，让《秋菊打官司》中那个温情脉脉的上访故事在今天看来更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寓言。现代化、商品化与乡土中国的遭遇战还没有打完，这其中的冲突与纠葛，决不只是巩俐脸上那片美丽的茫然。二十年后，我们仍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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