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安良听了小白的两个落水致死的故事后，感慨地说：是啊，江南水乡是个好地方。人们不是常说山明水秀鱼米之乡嘛，水虽秀可是水也很可怕，每年死在水里的人也多，其实我家有三代人都死在河里，我的外祖父，我的母亲，和我的一个外侄女，我表哥的一个女儿；都是死在河里的。”

    “哦，安良，你家有两代人死在一口桥上，你家还有三代人都死在河里的？怎么你的家属里这样不幸啊？”

    “那是千真万确的，也是我的家族里的事。”

    “他们都是什么时候死的？”周处长问。

    “自然是我外祖父死得最早。”

    “我怎么以前从没听你说起过？”

    “我外祖父对我们不怎么好，所以我平常一般都不愿意提起他。特别过去我在部队里时，我几乎从来不提他，因为他家里很富，要是他没死,，土改时可能就会被评上地主，因为他有几十亩土地，自己又不会劳动，田里的活都靠雇人给他做的。可是他在1948年就死了，好像他知道那时候不死，要是活到解放后被评上地主就要吃苦头似的。”

    “哦，是这样。”

    “解放后他的孙子，也就是我的表兄，在土改时被评为富农。在当时阶级观念极强的社会里富农也是一个很高的很臭的成分了，我和那已经早死了没有了关系的外祖父和他的孙子扯在一起干什么？而且我一提起我外祖父就生气，他比高尔基的外祖父坏多了。”

    “怎么你对你外公的印象这么坏呀？他生前是不是骂过你，你和他吵过架？”周处长听了不解地说。

    “没有，我在他家放牛时我才八九岁，我怎么会和他吵架呢。只是我在他家看牛时，我受过他的剥削和压迫，他根本不把我当他的外甥看待。也不把我母亲当作他的女儿看待，一点情谊都没有。”

    “哦，你外公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使你对他看法这样坏？”

    安良说，“这说来话就长了。我的出身可以说是两个极端。我父亲是个替人家做长工打短工的雇工。按照《湖南农民的考察报告》里说法，我家我家在旧社会，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人家，是农村里的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农村里是最穷最苦的人，被什么人都看不起。

    而我的母亲却是出身在一个很钱的富农家里。

    我父亲给人家做长工，他的工钱每个月只有300斤稻谷。要是在现在来算算，100元100斤稻谷。不过才300元一月，现在我们城市就是低保也有七八百元一月。那300一月。这是农忙的时候，要是在农闲时只能打点忙工，替人家做一天也就几斤米或麦子，有时就地方做工，只好在家闲着。这样低的不稳定的收入，要养活我们六个弟妹带我母亲七个人，这生活如何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我家这样苦，可是我外祖父在当时农村里却是极富的人家。附近村坊上是很名气的。他有大田30多亩，还有隔三年就能轮收租谷的二十几亩祭示田。此外还有晒谷场、生畜园、菜园子。竹笆园，碾子房，差不半个村子都是他家的的家产。他住的房屋，是村中两座高高的马头墙下的下并排连在一起的大楼屋。他自己住一幢，给他的大儿媳和孙子住一幢。平常雇两个长工和一个看牛娃，插秧和割稻时再雇雇两个忙工。家里谷仓里的陈谷烂米吃三年也吃不完。宁波钱庄里，还存有算不出来有多少的洋钱。这样一份家档。当时在鲍家湾也算是数一数二的老板了。”

    周处长听到这里问：“安良，你妈妈出身在这样一家有钱人家，她当年是怎么会嫁给你一个做长工的父亲的呢？”

    “这说来话就长了，”这安良说：“那是我外祖父包办婚姻造成的。后来我母亲离婚了才嫁给我父亲。”

    “你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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