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啊，在我的直接干预下，县里成立了以纪委副记、监察局长戴希望同志牵头，组织部、政法委、监察局、审计局、信访局等部门人员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举报的柳顺平的问题进行调查。”董记说。

    “调查结果如何？”我问。

    “结果呢？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没有进展。我要求调查组加快进度，可调查组汇报说谈话难，没有人愿讲实情；取证难，涉及到的人都不愿作证；负责审计的人员搞不清楚哪张票据是真的，哪张是假的，搞不清楚票据上的东西到底派上了什么用场。”董记说。

    “调查组成员单位的人老凑不齐，有的单位今天派这个，明天派哪个，三天打鱼，两天晒，调查人员、调查时间都难以固定；还有经费问题、交通工具问题等等。而柳顺平却口口声声喊冤，说在贫困地区一心一意、默默无闻为党为人民勤奋工作，想不到落到这个结局。”董记说。

    “董记啊，可否让我说点真话啊？”

    “可以啊，你随便说啊，哪有让不让呢？”

    “我觉得您这么调查不妥啊。”

    “怎么不妥？”

    “动用这么多部门，这么庞大的队伍，大张旗鼓地、明明白白地对一个在位的乡党委记进行调查，你不担心走路风声吗？你不担心‘利益攸关方’订立‘攻守同盟’吗？你不担心‘利益攸关方’采用多种方式反扑吗？”我说。

    “不成立调查组怎么取证？不取证怎么‘定罪’？不‘定罪’怎么处理？不处理怎么跟上面回复？不跟上面回复怎么回应那么多‘反映情况者’、那么多上访者、‘告状者’？针对具体问题成立调查组是通行的做法啊，全国各地不都是这么做的吗？”董记说。

    “我知道，我是在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譬如说，人数再少一点，再精干一点，再保密一点，拿准一两个铁一般的事实，再通过纪委，突然实施‘双规’。既回避了常委会上的分歧，又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月光县复杂的环境下，是不是这样处理要好一点呢？”我说。

    “是要好一点，可能是我当时处理问题心切，步子迈大了，迈快了。”董记说。

    “再回到正题上面来吧，调查组怎么这么松松垮垮，这么‘稀乱’啊，怎么会是这样呢？”我有些纳闷、有些不解。

    “是啊，是啊，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真是丢人啊。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耐着性子听完了汇报，很严肃地说：‘再给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必须给我一个结果。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结果出来了吗？”

    “出来个屁，半个月过去后，市委副记、市政法委记王伯年的秘打来电话说，王记要招呼几个朋友，请我去陪一下。领导瞧得起我，我哪能不去啊。我说告诉我时间、地点，我一定去，绝不会迟到。”董记说。

    我放下鱼竿，忙不迭地问：“你对王记看法如何？”

    “不好说，很不好说。说话慢条斯理，四平八稳，没有抑扬顿挫，总是一个腔调，从头说到尾，很少激动，多是永远正确的废话。有点‘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的味道。”董记说。

    “总的感觉，就是让人觉得有点‘阴’，觉得城府很深，深不可测。让人心中无数，心里没底。我打心眼里不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除了工作需要外，我很少主动跟他打交道，套近乎。”董记说。

    我感觉听得不尽兴，期待他继续说下去：“就这些？”

    “嗯……，嗯……。”董记似乎想说什么，但就是没说出来。

    “老记没必要防范我吧？虽然我们平时打交道不多，但我绝对不是小人啊。”我笑着说。

    “哪里啊。就我个人感觉，王记这个人很藏得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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