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费用问题，很虚心很诚恳地征求他的意见。”董记说。

    “马县长怎么说？”我问。

    “他气呼呼地说：‘征求什么？我检讨，我付钱。’我妥协说：‘过去的就算了，从下个月开始，能不能不让红庙乡支付费用。’马志似乎心存芥蒂，狐疑地望着我，大概是想看我耍什么把戏。我确信我一脸的真诚，坦坦荡荡等他回答。”董记说。

    “沉默了好一会儿，马志终于开口了：‘别看我是县长，其实家大口阔，穷亲戚又多，日子也不好过。好吧，从现在开始，我辞去花匠、保姆，自己负担清洁工的费用。’不知怎的，我有些感动，问马志能不能委屈自己一下，跟赵程大、孙凌云说说，参照马县长的办法办。”董记说。

    “可马志怎么都不肯去说，坚持要我去说。县城就巴掌那么大一点地方，人很好找。我很快来到赵程大家，他家里聚着一帮人，都是县里各部门的干部，很热闹。见我来后，他们都一一告辞了。我扯了一些如何培养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问题，政法战线如何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问题，如何维护社会稳定问题。”董记说。

    “然后，顺带说起了雇工费用。他说：‘都是老婆搞的，叫她别搞，她偏要搞。你知道，我是全县有名的‘妻管严’，能不能让我跟老婆商量一下？’我自然没说什么。”董记说。

    “还有县人大主任孙凌云呢，他怎么反应？”我问。

    “回到宿舍，快十点钟了，我试着跟孙凌云家打了电话，他没睡，我到了他家。刚说起了雇工费用，他就像一只被激怒的狮子，大声说：‘我在红庙干了那么多年的乡长、党委记，又当了这么多年的常务副县长、县长，公家请个雇工有什么不对？”董记说。

    “孙主任说，你看上头的一些领导，哪家不请清洁工？哪家不请保姆？哪家不请花匠？哪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是自己掏腰包的？我家清洁工、保姆、花匠的费用，红庙乡可以不支付，但县里也要支付。我是看县财政吃紧，才让红庙乡支付的。”董记说。

    “有些人不干正事，就是喜欢一堆屎不臭挑起来臭，搬弄是非，挑起事端。你是县委记，你要好好处理那些人，尤其是红庙乡的那些人，要狠狠刹住这股歪风，树立人民干部在人民中的良好形象。”董记说。

    我哈哈大笑起来：“这不是强词夺理吗？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哪家的王法啊？”

    “狗屁逻辑，你说的强词夺理还轻了，我觉得是蛮横无理。你不知道啊，我当时不停地抽着烟，心情沉重，我觉得干一个县委记特别窝囊。”董记说。

    “怎么窝囊啊？”我问。

    “县委记，说起来是最大最有实权的官，可做起事来处处像小媳妇，处处求人，讨好，和稀泥；处处为别人着想，给别人台阶，给别人面子；处处妥协，拿原则做交易，玩官场游戏。可他妈的有谁为我想过，为县委记想过？！”董记说。

    我耐心倾听着，等他慢慢恢复平静后，轻声问：“那后来怎么样，雇工费用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在月光县，哪有那么顺利的事啊。时间一天天过去，三位县领导家里雇请的清洁工、保姆和花匠的费用依然由红庙乡支付。”董记说。

    “我多次想跟市纪委报告说，处理不了，请他们处理，但又觉得这样太丢面子，太丢人，太丢县委记这个职务的脸，就没有请上面处理，只是消极的等他们‘回心转意’，意识到自己的不妥，然后主动纠正。”董记说。

    “我们回心转意了吗？他们自我纠正了吗？”我问。

    “没有。我良好的愿望没有等到理想的结果，直到后来被莫名其妙地召回，九名雇工的费用仍然由红庙乡支付，恐怕现在也是这样。柳顺平的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老弟，我算解放了，该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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