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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不精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根据实事实说的原则，尽量跟你们还原我生活的原生态。”市委副记、市长卢向阳说。

    “那就请市长继续还原吧。”纵捭集团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矿业公司工作组组长沈宁西说。

    “上初中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学校，还是一个班。不过，路程远了，比小学远了近一倍，大约有五公里多。不过，这点路程，对于我们这些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算不了什么。”卢市长说。

    “中学不再是男女同桌，基本上是男同学跟男同学坐，女同学跟女同学坐。对于我来说，跟兰花在一起同桌六年习惯了，跟其他同学坐在一起不习惯。仅仅是不习惯而已，没有什么其它的想法。”卢市长说。

    “兰花也一样，不过她再也不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了，可以哭着找老师，找家长要求坐在一起。我们也永远回不到小学的时光中去了，那是无忧无虑、糊里糊涂、十分快乐的时光。”卢市长说。

    “兰花不好意思跟老师说，要我去跟老师说。我当时还是糊里糊涂的，兰花一说，就跟老师说了。老师正在发愁，因为男女性别和人数问题，总有一个男同学要跟一个女同学坐。男同学不愿跟女同学坐，女同学呢，也不愿意跟男同学坐。”卢市长说。

    “我原来是安排跟男同学坐的，我这么一说，老师大喜过望，立马答应了。于是，我跟兰花又坐在一起，成为同桌了。”卢市长说。

    “我们还是像上小学一样，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整个初中阶段，就是上课，做作业，背课文，除了偶尔有人笑我们是小夫妻意外，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卢市长说。

    “不对吧，小学的事就记得那么清楚，难道初中的事就记不住了？”沈主任说。

    “你们让我想一想，哦，想起来了。那是在初二的时候。我们每次上课，老师一进教室，就有同学喊起立，我们都站起来，说老师好。老师就说同学们好，同学喊坐下，我们就坐下来，开始听老师上课。”卢市长说。

    “有一次，我后面的一个男同学搞了个恶作剧。老师进来，我们站起来时，我后面的同学悄悄地把我坐的凳子挪开了，我坐下来时，腾了空，屁股落在地上，头撞在后面的桌子边上，很疼很疼。”卢市长说。

    “你当时怎么办呢？”沈主任问。

    “我爬起来，立马给了还在哈哈大笑的同学一拳头，然后把他按在地上，拳打脚踢。老师赶紧过来扯开了我，又把我后面的那个同学拉了起来。”卢市长说。

    “那个同学刚站起来，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兰花突然出手，甩手就给了那个同学一耳光。那个同学刚要还手，拳头还没落到兰花身上，就被我用肘关节挡住了。然后，我又把那个同学按在地上，一阵拳打脚踢。”卢市长说。

    “老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老师没有让我们三个人继续上课，而是让我们站在教室外面思过。下课后，老师又让我们到他办公室去，站在把办公室墙边，面壁思过。”卢市长说。

    “等老师把作业改完后，老师先批评那个同学不该把凳子挪开，再批评我不该把那个同学按在地上打，最后批评兰花不该掺和进来打人。然后，老师要我们回到教室，写检讨。我们把检讨写好交给老师后，老师让我们隔天在班上作检讨，就放我们回家了。”卢市长说。

    “就这样处理完了？”沈主任问。

    “没有，不过，当天离开学校时，我望着兰花，兰花望着我，望了半天后，我们两人突然不约而同笑了起来。然后，不由自主地、自自然然地拉着手，一路笑着跑回了家。”卢市长说。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我们三个人都念了检讨。老师做出了一个决定，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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