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提出来，我等共商便是。”

    曾国藩也不客气，径直问到：“英公，东川兄可知，皇上此次派我等赴江宁办差，本意为何？若是只为与夷人讲明道理，使其顿悟前执之不可行，张帆南返，只需一纸上谕，将此事交由两江总督陆大人和夷人晓谕明白，也就是了。何必我等？”

    沈淮和孙瑞珍同时一皱眉：“那，以曾兄之见呢？”

    曾国藩苦笑着摇摇头：“此事我也纠结于心，始终不曾通晓圣心为何。所以才拿出来与两位大人相商。”

    孙瑞珍心中鄙视：他虽然不知道那一天皇帝又把曾国藩召回殿中所为何事，也不知道他手中有一份皇帝临时写就的上谕，但是论及皇帝的心思，他自问也未必就猜不到。同样的，这一次同行的三个人怕也都是心中了然，不过这件事也是彼此心照，嘴上不能说出来而已。

    这会儿听曾国藩提及，孙瑞珍倒不能不表示态度了：“以老夫看来，皇上圣心为怀，于英夷有还远之意。我等当上体天心，将此一节与英夷解说明白。并以前情为例，总要迫使英夷于我皇上面前行君臣大礼的为是。”

    孙瑞珍有了这样的表态，曾国藩心中满意，学着他刚才的样子捻髯一笑：“英公之言大是，国藩佩服。”

    大清于道光二十二年和英国人签订的《江宁条约》中关于英人在华有着很明确的规定：‘……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驻该五处城邑……’

    条约中写得清楚，但是实际上，来自中华上国的小民百姓对这些红头发，绿眼珠的夷人从来都是不肯以礼相待的。便以入城为例：上海和宁波还好一点，英国人很快就实现了目的；厦门不过是一个方圆一里的炮台，英人主动放弃；至于福州，道光25年的时候实现了外交官入城，英国民人是在道光三十年年初的时候才入的城。最让英国人懊恼和无奈的就是广州，因为入城一事几乎再一次引发双方激战，最后没有办法，只得搁置了此事。

    其实，即使是入了城，英人在中国的生活也未必如想象中的那么自由和顺畅，只是中国人那些或者好奇，或者敌视的眼神，就让生活在城中的‘所属家眷’如芒刺在背，时时刻刻都得注意身后有没有来自中国人的动作。一些领事，管事家的太太小姐，更加是连大门都不敢出。本来是想到这遥远而陌生的东方古国来领略一番神秘文化的本意，到了这里才发现，自己的生活起居和行动方式，与这里本来信奉的文化却是这样的格格不入。

    此等事体文翰无从过问，也无暇过问，他这一次从香港到上海投递公文，本身是一件不很合乎情理之事——清朝自道光中叶之后，迫于外势，任命两广总督同时兼理五口通商事物大臣的职衔，就近负责和身在香港的驻华公使联络和处理相关事宜。不过时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是个百分之百昧于外务的书生官员，只从他和任广东巡抚的叶名琛组织十万民勇，不惜因入城之事与英人开战就可见一斑。

    文翰自知和他说不清楚道理，绕过五口通商大臣，直接到上海，派遣通译麦华陀把由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关于广州入城一事的照会交给了陆建瀛。并请他转呈大清国皇帝陛下。

    英国人的这种做法是很出乎常理的，陆建瀛总算不是傻瓜，知道这样的事情不能轻易同意，当下通过通译询问：“既有公文，应在广东总办五口事物大臣处呈递，因何远至上海面呈？”

    麦华陀的答复是：“徐大人与我们不睦，不便呈递。”

    陆建瀛知道是因为道光二十九年之事引发的争议，当下好言相劝，以自己职衔所限，不能转呈为由，意图将英国人打发回广州，谁知道麦华陀在中国有年，很知道这些人色厉内荏的本色，当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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