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节      身教言教（2）

    多年以降，皇帝几乎从来不就这种圣人之言对臣工、对自己的子女做言语上的训诲，倒并不是他不懂不会，而是他认为，为人君、为人父者，身教远远重于言教，再有一点，他也从来不认为自己于这种千年流传而下的圣人训诲的典籍之学，能够比许乃钊、翁心存等人强上多少——他当年在上书房读书的时候，只顾着顽皮，功课多年未有寸进是出了名的。但这一次，还是忍不住要说话了。

    “孔子之言，不但教人向善，更加主要的是，他的论著、他的言行，是在根本上塑造了中国人的心灵。从这样的角度来说，不论是如何的评价，都是不嫌过分的。”皇帝说道，“而这种中国人心灵的根本，也是在于一个‘仁’字，与之相比，礼字，在孔子的心中，却又要逊上一筹了。便如同回头评价管仲不知礼，而赞佩他能‘仁’是一样的道理——有此可见，仁，是孔子一生孜孜以求的。”

    “而人或者‘仁’的根本，则是建立在对于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的情感关系上。很多动物也知道抚育幼小，但幼小长大，就离家而出，不再复归，因此也很难讲子女对于父母的感情。而孔学的儒家教义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三年之丧，到孟子和王船山所言的‘人禽之别’；首先强调的，就是这种家庭之中子女对父母的感情的自觉培养，以此作为人性的根本——以此广而发之，也便成为了一个人立身处世的康庄大道，用之于家可也；用之于国，也未有不能尽善尽美的了。”

    皇帝的这种观点，在许乃钊听来并无不妥，反而更加觉得，发前人所未见之言，倒又给自己另外打开了一扇窗似的，“皇上之言，鞭辟入里，发人所未见，令臣等敬服无地矣。”

    皇帝笑了几声，摆手说道，“若是论及旁的，朕还能大发阐论，若是论及学识，朕自问比阎敬铭尚且不如，就更不用提你许乃钊了。这些拍马的话，还是收起来吧！”

    一语出口，众人便笑。他又说，“而且，在朕看来，身教远过于言教。为人君父者，行事更要秉持一个仁字。何以为之？在朕想来，就是薄徭赋、轻刑名。上一年的时候，袁甲三在文材公牍中，多有谤讪之言，朕本该重重惩治，以他所犯罪行，若是放在前朝，诛灭九族亦是他应得之咎，但朕想，他一身有罪，固然有国法相绳，又关碍妻孥子女何干？甚至就是袁甲三自己，入朝以来，多有建树，也未必没有行以恕道的理由。所以才法外施仁，饶恕了他的死罪。”

    “事后朕想了想，觉得刑名之道，还是有必要做一番改变。便如同这族诛之罪吧，一人犯罪，家族之中确定有同案之人也就罢了，没有的情况下，还是不宜株连太广——等日后，着由刑部会同大理寺、监察院，会同内阁、军机，将族诛之罪永远从大清律上革除掉，犯罪之事，以一身而止。”

    赵光心中大喜。还不等他跪倒领旨，皇帝忽然又说道，“不过，有一件事也要作为特例，即贪墨之罪。民间有言，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宽心。很多人的贪墨缘由，固然是秉性庸钝，为利是举；但也不排除妻孥子女，为人不贤不孝所致。所以，凡是有这样的情况的，对于其家人的处置，一定要从严、从重！你们以为呢？”

    皇帝最恨臣下贪墨，是朝臣的共见，眼下听他如此说话，更觉骇然：刚才还说罪不及妻孥呢？现在怎么又变了？他理也不理，又再说道，“咸丰就年的时候，朕在翁心存府中曾经说过，今后当可开以民告官的先例，数载以下，全无半点成果。这绝不是因为各省官员都是如此的清廉，而是百姓不明真相，畏于朝廷虎威，不敢呈诉——既然他们不敢，也只好由朕来代劳了。军机处再发一道明诏，将刑律所载，官员贪墨一万五千两以上者论斩的条款，改为三千两；贪墨超过此数的，朕不管他是朝廷耆宿还是王公大臣，一概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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