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五月初一日蚀，用大统历、回回历推算时刻，统通不准，只有徐光启用西法推算，有如预见，于是特开历局修新历，由汤若望参与工作。他又会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师，辅臣李廷泰督师剿贼，特地把汤若望带入军中管枪炮。

    入清以后，汤若望一面传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孝庄太后和世祖母子对他极其信任，圣祖能正储位，就因为汤若望一句话，说他已经出过天huā，可保无虞。顺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驾崩，越显得汤若望有先见之明。因此，圣祖对他亦异常尊信，修明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亲倡行。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缘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bo、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许jiān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二年，朝廷设立总署衙门，开始正式展开和洋人的交往，由恭王出面所订的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来，‘教案’越多，朝廷一力推行新政，仰仗洋人之处甚多，也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条约中又规定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

    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恺自尔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

    胡林翼的幕友，议论教案到此，无不浩叹。由文祥又谈到崇厚——他是咸丰十年新开的北方三个通商口岸：天津、牛庄、登州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务好手，但他办洋务，只是一味媚软，纵容得洋人气焰甚高。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现象，总有一天因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变故来。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开，误会益深，这才是隐忧。”胡林翼接着便举了个例，从他到任以来，好几次有人拦舆告状，说有小孩走失，是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yào”请求伸冤。

    “这是野番凶恶之族都不忍为的事，西洋文明各国，如何会有此残忍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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