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在天子脚下，说一口极漂亮的京片子，也沾染了很多旗下大爷的派头，公案上摆着龙井茶，精致的水烟袋，不时还要剔一剔指甲，闻两下鼻烟。

    但蒯贺荪只是行动漂亮，为人还是不顾民命的庸才，审过一堂，见两个人的供词并无翻异，随即转解巡抚亲审。

    浙江一省之长叫杨昌浚，字石泉，湖南人，他和翁同龢一样，都是十二年出一回，极难得的拔贡出身，因为功名骄人，杨昌浚在浙江相当专横，凡事独断独行，没有什么顾忌，但他的官声倒不坏，遇到这样的逆伦重案，倒也不敢轻忽，派了一个人叫郑锡瀛的，到余杭县去密查。

    虽然是密查，但刘锡彤和陈湖并不害怕。在他们看来，杨中丞派郑大令下来密查，摆明是要调剂调剂他，只要花银子，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左右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就从杨乃武家中弄钱打点敷衍就是。

    到咸丰二十五年，四海升平、物阜民丰，物价极贱，用了一百两银子摆平了郑锡瀛，由他带一份同余杭县一起禀赋的公文回去，不料杨昌浚大发脾气：原来是要郑锡瀛密查，如今却是两方一起会衔的禀赋，这就失却了密查的原意，有人说要再派人去一次余杭县，但也有人认为，这样一来，会耽误限期，拖过了年很不适宜。

    两方意见到了巡抚这里，杨昌浚还是同意后者的看法，但于郑锡瀛很是不满——这种事自然瞒不过他——把他叫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杨家一边，杨乃武有个姐姐，女中须眉，丈夫姓叶，人称叶杨氏。她心知弟弟没有做这种伤天害理的勾当，不管怎么样，也要救弟弟一条性命。

    叶杨氏走了两面的门路，一个是找了一个叫邹官生的退休刑名师爷，这个人精于刀笔，律例纯熟，只是当年为一字之差，害死了一个本来不该死的盗犯，这一家人只有他一个独子，冤枉送命，母、妻在不久之后也相继病死了。邹师爷觉得是自己造了孽，心灰意冷之下，回到了故乡。

    经邹师爷的指点，叶杨氏和詹善正（他是杨乃武的妻弟）知道，这件案子在浙江已经成了铁案，若是最后说错了，从巡抚杨昌浚到知县刘锡彤都要受到非常严厉的处分！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这些人也断然不能准许翻案。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京控——也就是所谓的告御状！

    咸丰十年前后，皇帝早就为百姓越级抱告一事有旨意明发天下，要各省官员不得有丝毫留难、恐吓等事。但民不可与官斗的古训深入人心，百姓只要有一线生机，也不敢做这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蠢事。而且，京控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也绝对不是想告就能告的。

    用邹官生的话来解释，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在浙江最高衙门审过，仍旧觉得冤枉的，可以到京中去控告，“这个条件你们是有的。难的是第二个。”邹官生说。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詹善正问道。

    “第二是要案情内容。如果京控的呈词与原案核对，‘只小有异同，无关罪名轻重者’，就不再审理，翻案的反而还要治罪。非得是那种‘与大部案情，迥不相符，而又事关重大者’，方能受理。”

    “这也是附和的啊！”詹善正问道，“浙江报部说我姐夫杀人，其实没有，这就是与案情全不相符了吧？人命案子，当然也是事关重大了。”

    “是，但如何找出证据，就很值得研究了。”

    “那，京控若是准了，是不是部里重新审？”

    “这也不一定，照会典的规定，有三个办法，一是由刑部提全案来审，第二是发交督抚来审，三是京里派钦差大臣到该管省里去审，这三个办法，请旨决定。”

    在邹师爷这里得了教益，叶杨氏和詹善正又找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陈正，和杨乃武都是这一科得中的举人，准备要离开杭州进京参加会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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