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你熟人的一幅肖像吗？”伊丽莎问，她已悄悄地走近了我。我回答说，这不过是凭空想象的一个头，一面赶忙把它塞到其他画纸底下。当然我扯了个谎，其实那是对罗切斯特先生的真实刻画。但那跟她，或是除我之外随便哪个人有什么关系呢？乔治亚娜也凑过来看看。她对别的画都很满意，却把那一幅说成是“一个丑陋的男人”。她们两个对我的技艺感到吃惊。我表示要为她们画肖像，两人轮流坐着让我打铅笔草图。随后乔治亚娜拿出了她的画册。我答应画一幅水彩画让她收进去，她听了情绪立刻好转，建议到庭院里去走走。出去还不到两个小时，我们便无话不谈了。她向我描述了两个社交季节之前在伦敦度过的辉煌的冬天——如何受到倾慕，如何引人注目，甚至暗示还征服了一些贵族。那天下午和晚上，她把这些暗示又加以扩充，转述各类情意绵绵的交谈，描绘了不少多愁善感的场面。总之那天她为我临时编造了一部时髦生活的小说。谈话一天天继续着，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她自己，她的爱情和苦恼。很奇怪，她一次也没有提到母亲的病和哥哥的死，也没有说起眼下一家的暗淡前景。她似乎满脑子都是对昔日欢乐的回忆和对未来放荡的向往，每天在她母亲的病榻前只呆上五分钟。

    伊丽莎依然不大开口。显然她没有工夫说话，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位像她看上去那么忙的人，可是很难说她在忙些什么，或者不如说很难发现她忙碌的结果。她有一个闹钟催她早起。我不知道早饭前她干些什么，但饭后她把自己的时间分成固定的部分，每个小时都有规定的任务。她一天三次研读一本小书，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本祈祷书。一次我问她，书中最吸引人的是什么，她说“仪式指示”。三个小时用于缝纫，用金线给一块方形红布上边，这块布足有地毯那么大。我问起它的用途，她告诉我是盖在一个新教堂祭坛上的罩布，这个教堂新近建于盖茨黑德附近。两个小时用来写日记，两个小时在菜园子里劳动，一个小时用来算账。她似乎不需要人做伴，也不需要交谈。我相信她一定自得其乐，满足于这么按部就班地行事，而没有比那种偶发事件迫使她改变钟表般准确的规律性更使她恼火的了。

    一天晚上，她比往常话要多些，告诉我约翰的行为和家庭濒临毁灭的威胁是她深感烦恼的根源。但她说现在已经静下心来，下定了决心。她已注意保住自己的财产，一旦她母亲去世——她冷静地说，母亲已不可能康复或者拖得很久——她将实现自己盘算已久的计划，寻找一个归隐之处，使自己一板一眼的习惯永远不受干扰，用一个安全的屏障把她和浮华的世界隔开。我问她，乔治亚娜是不是会陪伴她。

    当然不会，乔治亚娜和她没有共同之处，从来没有过。无论如何她不能同她做伴，让自己受累。乔治亚娜应当走她的路，而她伊丽莎也会走自己的路。

    乔治亚娜不向我吐露心声的时候大都躺在沙发上，为家里的乏味而发愁，一再希望吉卜森舅妈会寄来邀请信，请她上城里去。她说要是她能避开一两个月，等一切都过去，那是再好不过了。我并没有问她“一切都过去”的含义，但我猜想她指的是意料中母亲的死，以及阴沉的葬礼余波。伊丽莎对妹妹的懒散和怨言并不在意，仿佛她面前并不存在这个叽叽咕咕、无所事事的家伙。不过有一天，她放好账册，打开绣花活计时，突然责备起她来：

    “乔治亚娜，在拖累着地球的动物中，没有比你更爱虚荣更荒唐的了。你没有权利生下来，因为你空耗了生命。你没有像一个有理智的人该做的那样，为自己生活，安分守己地生活，靠自己生活，而是仰仗别人的力量来支撑你的软弱。要是找不到谁愿意背这个肥胖、娇弱、自负、无用的包袱，你会大叫，说人家亏待了你，冷落了你，使你痛苦不堪。而且，在你看来，生活该是变化无穷、激动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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