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可能是我需要添加一些燃料才能在最高层次上运行，于是我用甜言蜜语哄骗德博拉再买一些丹麦酥皮饼来。就在她给宾馆的客房用餐部打电话时，丘特斯基望着我，布满汗珠、微微有些油光发亮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笑容。他说：“兄弟，我们来一起分析一下好吗？”既然他问得这么客气，再加上在等待那些丹麦酥皮饼送来的过程中总得干点什么，我同意了。

    丘特斯基在缺了胳膊少了腿之后似乎也打开了一个心结，不再像以前那样说话吞吞吐吐，而是比以前更坦率、更友好，似乎非常想把他掌握的情况告诉我。这是四肢健全、戴着一副昂贵墨镜时的丘特斯基无法想象的。于是，纯粹是为了条理清晰，也为了尽可能地多知道一些细节，我利用他现在的好心情，从他那里得到了萨尔瓦多行动队的成员名单。

    他坐在那里，膝盖上摇摇晃晃地放了本标准拍纸簿，用左手手腕握稳，然后用右手也就是剩下的那只手开始潦潦草草地写名字。“曼尼博尔赫斯你已经知道了。”他说。

    “那是第一个被害人。”我说。

    “嗯哼。”丘特斯基头也不抬地应了一声。他写下名字后又在上面画了道横线。“然后是弗兰克奥布雷？”他皱着眉头，写下这个名字并且将它划掉时，他的舌头尖居然从嘴角伸了出来。“他没有抓住奥斯卡阿科斯塔。天知道他眼下在哪儿。”他还是写下了名字，然后在名字旁打了个问号。“温德尔英格拉姆，住在北海滨大道，在迈阿密海滩那边。”他写这个名字的时候，拍纸簿滑落到了地上，他伸手去抓但没有抓住。他盯着地上的拍纸簿看了一会儿，然后弯腰将它捡了起来。一颗汗珠从他那光秃秃的脑袋上滚下来，低落在了地上。“该死的yào，”他说，“弄得我有些头昏眼花。”

    “温德尔英格拉姆。”我说。

    “对，对。”他写完这个名字后没有停顿，而是继续说下去，“安迪莱尔。住在北面的戴维区，现在以买车为生。”他突然来了精神，继续写下去，成功地写完了最后一个名字。“另外两个人死了，还有一个仍然没有退伍，整个行动队就这些人。”

    “这些人当中难道就没有谁知道丹科在迈阿密吗？”

    他摇摇头。又一颗汗珠滚了下来，差一点滴在我身上。“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严格封锁消息，只有需要知晓的人才知道。”

    “难道他们不必知道有人想把他们变成只会尖叫的枕头？”

    “他们不必知道。”他说，那副紧咬牙关的架势仿佛又准备说几句硬话。或许他会要我住嘴，但他瞥了我一眼，改变了主意。

    “我们能不能至少核查一下，看看有谁失踪了？”我问，没有抱什么希望。

    我话还没有说完，丘特斯基就开始摇起头来。两滴汗珠一左一右地流了下来。“不行，绝对不行。这些家伙个个都警觉得很，一有风吹草动，他们立刻就会知道。我可不能再让他们逃了，就像奥斯卡那样。”

    “那我们怎样才能找到丹科大夫？”

    “这得由你来想办法了。”他说。

    “垃圾山旁那座屋子怎么样？”我满怀希望地问道。“就是你带着写字板去查看的那个屋子。”

    “黛比派了辆巡逻车去查看。已经有人搬了进去。不是。”他说。“我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兄弟。你会想出办法来的。”

    我还没有来得及想出什么有意义的话来反驳他，德博拉就走了过来。不过说实在的，丘特斯基对待从前战友的这种冷漠态度让我万分惊讶。难道让他的那些老朋友做好准备或者至少让他们随机应变不是件好事吗？我倒不是自命为文明社会的美德典范，可比方说有一个神经错乱的大夫要追杀文斯马索卡，我大概会想方设法在喝咖啡闲聊时给他一点暗示。请把糖递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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