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也就是说导演系同学在入学时直至以后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特别是在第五代的导演们获得成功之后，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教育被成功地证明以后，导演系就有了急切培养大师的渴望，不管对象是不是刚离开家的十七、八岁的孩子。

    当时有一个导演系同学听说他们要拍片，对贾璋柯说：拍一个也好，拍过之后就会知道拍电影不是这么容易。

    他不例外地依旧是居高临下的口气，贾璋柯可能有一点生气，这也许是他成功以后在《南方}|周末》提出“业余电影”概念的原因。

    据说导演系老师对这种观点很不满，但贾璋柯就这么说了，在向大多数人表示——我们有拍电影的权利。

    小组起初只有他们三个人，但对电影还是很狂热，一起看电影，然后就是对电影的好坏进行激烈的争论。三个人互相鼓励，看了大量的书、大量的录像带。

    1994年，“北电青年电影小组”开始第一次拍摄，为山东一个广告公司拍一些京城街头的广告的资料。

    三个人分好工，贾璋柯当导演，王红伟当制片，顾挣当副导演。去学院器材科租摄像机时，才想起还没有摄影师，顾挣去宿舍里找了半天，正好摄影系90班的女同学朱炯没事，愿意帮忙，便一起去拍了。

    1994年5 月26日，为客户干完活后，“北电青年电影小组”终于开始了实际的拍摄行为。

    广场上，他们拍国旗班的士兵和一个修理草坪的园丁，拍合影留念的游人，也拍集体活动的少年。拍摄时间历时一天。

    最后，他们将这部影片取名为《有一天，在京城》。影片完成之后，他们迫不急待地拿给别人看。

    但没有想到，同学们看过纪录片以后都非常冷漠，几乎连批评的意见都没有。

    “北电青年电影小组”开始怀疑这种实践的意义，在一群学习电影、热爱电影，“懂”电影的学生中得不到任何反响（哪怕是批评的反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贾璋柯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影片是有意义的，于是拿着那部十五分钟的短片，找了一台录象机放给各个宿舍的人看，可没有人对纪录片感兴趣，更没人对他的粗糙的美学感兴趣。

    大家认为拍纪录片是最简单的事情，到电影学院来就应该学一点复杂的技巧。

    拍完《有一天，在京城》之后，“北电青年电影小组”三个都有点茫然，大家像受了打击，活动中断了好长时间。

    转眼到了1994年年底，1995年是电影诞生一百周年，贾璋柯为了这个纪念日，决定再拍一部片子吧，不是纪录片，这次是有剧情的。

    其实，说什么纪念电影诞生一百周年，那都是官话，贾璋柯想拍片，是因为他又弄到了钱，有钱就可以开工了。

    贾璋柯这次的剧本把一个河南民工作为主角，主角是王红伟来扮演，还用大量的非职业演员。

    大家本来是想要拍摄一个长片的，但是由于钱的问题，完成剧本定的90分钟长度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的，被迫放弃，成为一个近60分钟的短片。

    1994年12月30日，在北京邮电大学“正式”开机。

    事情总是不可能很完美，因为摄影机是从《光明日报》借来的，最后一天出了一些意外，必须把机器提前半天还回去，但是工作计划已是不可能再改变的了，最终剩下两场戏没有拍。

    因为有几场戏没有拍，所以不得不修改原来的剪辑方案，许多场景都被代以黑画面加字幕的方式加以解释说明，有点像默片。有一场小山去找大学生的戏没有拍摄，可是在叙事结构上来说实在无法删去，贾璋柯就把两个演员的台词在现实环境中录下来，配上黑画面，就像广播剧样。

    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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