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是，蒋介石竟然批驳张学良为阵亡将士的特别抚恤申请，同时不准张学良保持被围歼两师的番号，重新招募部队。蒋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犯了领袖的大忌，不但让东北军觉得自己在内战上的牺牲，根本毫无价值，同时更认为蒋介石在借刀杀人，以安内为名来消灭异己的内战。

    这时候的共军虽然在军事上的处境，极其不利，但是在政治上的抗日号召，却大得人心，由与中共的文宣与组织，本来就是“高人一等”（来自共产国际的直传），现在中共要求团结抗日的立场，更是满足社会抗日民意的需要，因此不但是由中共控制与支持的左倾团体热情活跃，许多不满国民政府对日本要求节节退让的社会领袖，也都纷纷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立刻准备抗日。

    一九三四年，正当日本企图迫使华北脱离中央而独立的危机时刻，北京的学生在中共的影响与策划之下（这是刘少奇出任中共北方局书记的杰作），于十二月九日发动了阵容壮大的爱国抗日运动，风潮所及，全国披靡。接着整个中国各大城市的学生与工人团体，在十二月十六日，举行全国xìng的同步抗日示威，造成一般的民意，对于中共的抗日主张，给与热烈的支持。在上海成立了所谓名流爱国会，由宋庆龄、沉钧儒、章乃器等人负责，不断发出动人心弦的爱国文宣，使得抗日的意识与情绪，在社会各个阶层迅速的发展蔓延，中国共产党立刻成为当时民意所崇拜的“抗日先锋”。

    在这种抗日风潮之下，东北军的感受最深，因此东北军的将校，纷纷的组成各种团体，以团结抗日的志节。中国共产党也就利用这些抗日团体，开始渗入东北军之中，中共中央特别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负责在东北军内吸收同志，传播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文宣。这种思想在东北军内取得压倒xìng的支持，连张学良都无法压制这种宁愿与日本同归于尽、绝对不愿死于内战的真心要求。因此东北军对于追剿红军的任务，开始采取敷衍的态度，红军也对东北军，采取怀柔的立场，双方的阵前对峙，逐渐成为“西线无战事”的情况了。

    而由于张学良念念不忘抗日，因此与过去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部属李杜连系，看看是否派遣军事人员，设法借道苏联的西伯利亚，进入东北，发展抗日的敌后工作，因此经由李杜而与共产国际进行接触。而在一九三五年年底，张学良利用guó mín dǎng召开五全大会的机会，在上海与第三国际的代表潘汉年会面，这时张学良才骇然地知道，原来蒋介石已经秘密与中共进行合作抗日的政治jiāo易。那么要东北军拼命去追剿红军，这不是叫东北军与红军都白白的送死而已，徒然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坐大，最后抗日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功劳？

    由于这个发现，张学良更加同情部属内不愿剿共、而要抗日的情绪，为了更为深入的了解红军的立场，因此干脆透过自己的部属王以哲，与红军进行直接的联系，先与李克农会谈，最后在一九三六年的四月八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秘密会面，张学良提出国共全面合作抗日的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其实与国共之间谈判的原则，非常的接近，都是要求撤销红军番号，废除各地的苏维埃政府，接受蒋介石领导，战后共产党成为一个政党，不再拥有军队，来参与政党竞争。

    周恩来表示，假如能够达成合作抗日，中共方面可以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张学良表示，他愿意向蒋介石指出和解的建言，以促成国共之间的正式停战，张学良还提供私人帐户的资金，协助红军补给周转[4]。

    张学良真正的要求是，既然国民政府准备采取联苏容共的抗日策略，如何能够早日付诸实现，以减少东北军的损失与压力，这就是他与周恩来延安之约的目的。从此红军、东北军加上晋军，都有了“联苏容共”以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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