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平安回到南京后，就曾非常担心蒋介石会老羞成怒，而发狠围歼红军。

    [3] 当时蒋介石的政府，已经略具规模，而且财力也比较宽裕了，不应这样长期的歧视东北军。因为当时当兵不是国民的短期义务，而是需要养家活口的职业，军人长期的钱粮缺乏，又在精神与心理上充满苦闷与挫折，连妻儿的基本温饱都有问题的话，是会出现很危险状况的。

    [4] 张学良绝对要比李宗仁、何应钦、汪精卫等都还都更可靠多了。

    [5] 作者家慈常言，东北百姓对于少帅与东北子弟军，思念不已，抗战胜利之后，他们无法荣归故乡，更让东北人民失望异常。

    [6] 可以参考蒋介石的名著：《苏俄在中国》与《中国之命运》两书即见一斑。

    [7] 在中、日全面战争开始时，中国只有八万德式装备的陆军，空军还在组训阶段。七七事变之后，当时学人胡适就曾经设法努力，希望国民政府无论如何都能设法忍辱负重，再给中国十年建设的时间，到时候日本恐怕就连与中国作战的勇气都没有了。

    第十九章、事出意外的卢沟桥事变

    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战斗正式bào发的时间，是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开始算起，因此七七事变的成因与发展，就成为中日战争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

    不过如同历史上许多重大的事件，卢沟桥事变在开始的时候，本来并不是一个事前经过设计的冲突事件，但是由于酝酿一场历史巨变的各种主客观因素，早已存在与滋生之中，一旦出现了这个事出突然的摩擦，在一系列失控因素的影响下，就成为可以引bào全局的导火线。

    19.1　中、日、苏之间的三角战略关系

    根据当时英国外jiāo官对卢沟桥事变的描述，整个中日全面战争的历史，其起源竟然只是在华北永定河上，一座历史悠久的桥上发生的小事件而已。若仅以历史事件本身而论，这种说法不完全不对，但却忽略了在整个“微小事件”的背后，长达六年以上战争危机酝酿的背景。假如不是中国对于日本一而再，再而三的侵略，已经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当时的中国朝野，绝对没有狂热与固执到，只为了小小的卢沟桥冲突，就要扩大事端与日本进行一场民族之间的历史决战。

    而更正确的看法应是，卢沟桥事变的本身，虽然只是中日之间多次冲突的一个小火花而已，但最后却点燃了中日全面历史决战的燎原大火，这其中一定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因素存在。

    其实在卢沟桥事变之前的半年中，中、日之间冲突的危机，早已经到山雨yù来风满楼的地步了。在中国方面，经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的绥远百灵庙之战，以及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之后，全国所有政治势力所达成的共识是，不能再对日方任何的侵略，进行有损国格的退让。因为在一九三六年年底的百灵庙之战，华军重创了由日军背后支持的伪蒙古军队，等于间接打了幕后的主子一记耳光，使得全中国的民气、舆论，及长时期在日本欺压下所积蓄的怒火，又因此沸腾，认为中国的军力已经足以对抗日本[1]，因此民意强烈的表示，政府不能再对日本退让了。

    西安事变之后，中国在形式上终于停止内战，所有的军政派系都开始团结起来，准备共同合作以对抗日本，因此国民政府不能再以安内作为准备抗日的借口。蒋介石很清楚了解到，他只有摆出不能退让的抗日姿态，才能成为全国上下所拥护的最高领袖。虽然蒋知道，在当时，抗日的基本结构，在中国内部才刚刚开始成形，要想真正能够有实力与日本进行全面作战，至少还要有三到五年的准备时间，但是蒋介石却无法违逆不肯再对日本做出任何退让的民意了。

    就当时的局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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