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的抵制。

    而苏联的斯大林，则是非常稳健掌握住中、日、苏之间的矛盾关系，在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对于确保蒋介石的安全，几乎施尽全力；接着在一九三七年四月，莫斯科正式向南京提议，将提供国民政府五千万美元的信用借款，以供应中国所需的军火，这种直接把军火jiāo给fǎn gòng的蒋介石，以增加其中央军作战能力的做法，也只有斯大林才会做得出来。中国与苏联也在加紧谈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中苏的结盟与亲近，是蒋介石为了抗日而做出无可奈何的选择，因为当时的中国，无力单独抵抗日本的侵略，在国际社会中，又没有国家敢过问中日之间的战争危机。蒋介石认为，既然日苏的矛盾已经接近战争边缘，那么中国可以冒险的接受苏联“魔鬼”（应是当之无愧）的援助，在必要时甚至可以拉苏联下水。

    19.2　剑拔弩张的华北局势

    在日本而言，中苏之间的关系改善，已经开始威胁到日本“fǎn gòng抗苏”的基本对外国策了。于是日本少壮派的军官团体，开始要求日本政府立刻与明确的理清对华政策，必要时动用武力来取得中国的华北，军人出身的首相林铣十郎，既无法解决经济萧条的问题，又不能协调军方对中国政策的争辨，所以在一九三七年六月请辞，由充满忠君爱国思想的近卫文末公爵出任首相，但近卫对于军人的驾驭能力极低。

    正当日本政府的高层在争论，如何对付出现与苏联团结的中国政府之时，日本的关东军、朝鲜军与华北驻屯军的将校们，却早已经等待不耐烦了，他们干脆决定，由自己先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的准备，必要时自己动手。关东军将机械化的部队调往长城关口，并且经常进行以铁路紧急运送部队与重装备的演习，日本的朝鲜军也在进行调动日军部队，进行如何能够越过鸭绿江与渤海，以进入中国作战的演习。

    而在华北的日本驻屯军，自从调升其地位与台湾军平等地位之后，增加了一个混成旅团的部队，驻军总人数比辛丑和约所允许的兵力增加了三倍，而且在一九三五年的丰台事件中，日军硬抢占了北平南郊的jiāo通战略要地丰台，设立军营（这些都是违反辛丑和约的做法）。这样日军在华北，早已完成了对北平的三面包围，北平对外的联络jiāo通线，只剩下西南的宛平与卢沟桥一线了，就这样，日本在丰台的驻军，还不断的演习如何发动攻击，以一举截断北平对外最后的jiāo通线。

    早在两年多前，蒋介石就把华北的冀、察两省，jiāo给二十九军将领宋哲元等人，全权的运作，主要的目的就是在设立缓冲区而与以日本周旋；而逐渐地，宋哲元对于南京是采取“七分合作、三分不合作”的立场。宋哲元在冀、察的运作，一方面设法敷衍日本人的压力，对日本做出不少的让步，让日军随时可以在河北公然演习，日本商社开始到处投资发展，汉jiān团体也就日益增加的发展之中。

    宋哲元一方面也为二十九军的自己人扩大势力，到了最后，冀察平津所有的地方首长职务，已经完全地落在二十九军的手里，这种军政不分的结果，是二十九军的作战能力开始降低了。宋哲元明知以日本人节节进逼的做法，至少在华北双方最后难免一战，但是他却没有利用充裕的时间与资源，充实与精训军队，反而让二十九军的上层领导人分心，花更多的时间与精神去担任地方行政长官，最为不幸的是，宋哲元更没有预先拟定与日军决战的全面战略部署计划。

    到了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成为中国一致接受的领导人，南京准备抗日的决心与行动，是越来越清楚，宋哲元也知道，自己担任中日之间“白手套”的时日恐怕不多了。在一九三七年年初，日本进一步施压时，宋哲元干脆发表声明，宣布支持国民政府，而把日本人的各种压力，全部推给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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