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派大好。1940年底，日伪政府在其占领区搞了一次“治安综合评定”，评分标准包括四个大项、二十个小项。评来评去，“重要地区评比”中河北、山东的jiāo界地区最差；“河北评比”中冀中最差；“山东评比”中鲁西最差。骑兵团当时在鲁西北，听说这个成绩，大家都乐了，纷纷表示要继续努力，争取“全国倒数第一”。

    日本鬼子急了，制定了《肃正建设三年计划》，从华东抽调第十七、第三十七师团到华北搞“强化治安运动”，采取“囚笼政策”，企图用铁路、公路、封锁沟和据点围困住我抗日军民。

    就在日军加紧对华北实施“强化治安”、大“扫dàng”的时候，1941年1月，guó mín dǎng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为救援新四军遇难部队，冀南的新四旅不得不紧急南下，留在根据地的八路军主力就只剩下新七旅和新八旅，而新七旅在刚结束的“百团大战”中部队减员严重，新八旅（由先遣纵队和“筑先纵队”合并而成）的战斗力又比较弱，这就使得陈再道司令员在反击日军时难免捉襟见肘。因此，一二九师骑兵团奉命回到冀南、受军区领导直接指挥，担任战区的机动力量，承担起“救火队”的重任。骑兵们没有辜负首长的信任，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他们积极拔除据点，破坏封锁沟，袭击敌jiāo通线，给日伪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1年初，骑兵团奉命夜袭山东阳谷县郝楼据点。当时，各连队在况玉纯政委的指挥下徒步攻坚，架起梯子硬冲寨墙，战斗打得很激烈，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八路军打了一晚上也没把主pào楼拿下来。突击队提出zhà掉pào楼，可地方上的同志又不同意，说是楼里有我们的内线，结果一直打到天明也没看见内线有啥动静。天亮以后，由于担心日军增援，骑兵团就撤退了，而据点里的残敌也被八路军打怕了，跑到阳谷县城去再也没敢回来。

    郝楼之战恢复了鲁西北根据地的东西jiāo通，上级领导表扬了骑兵团，当地群众也杀猪宰羊慰问战士们。开完庆功会又开总结会，曾团长让各连的班排长谈看法，大家说：“打得不错啊，敌人不是被打跑了吗？”团长却说：“打得不理想，没把咱们骑兵的特点显示出来。”

    曾玉良认为：伪军胆小，战斗力也差，但他们中间的骨干多为旧军阀兵痞，极有守点待援的经验。夜晚猛攻pào楼，等于是逼着伪军和我们硬干，这是以八路军骑兵之短搏伪军之长，如此拼消耗，实在划不来。

    在后来的“破路”战斗中，骑兵团就很少搞强攻了。部队大白天在敌人据点附近运动，单列行进，拉大间距，五百匹战马排成十多里地的长队，远远望去尘土飞扬，没头没尾。敌人弄不清咱们到底有多少兵马，吓得不敢出门，老百姓就趁机破坏公路。

    青纱帐长高了以后，骑兵团就选择合适的地形隐蔽起来，先由民兵把敌人引出据点，骑兵部队再冲出来截断退路，掩杀一番……几个月下来，“骑兵团先后配合五万多群众，破坏封锁沟墙一百二十多里，消灭大量日伪军，而我几无伤亡。”这是当时的战报上记录的。

    这战报上“几无伤亡”的意思是伤亡很小。其实伤亡还是有的，因为刘春雷就在这期间受了伤。

    那是1941年5月，在朝城县（今山东省莘县）打伪三十一师文大可。

    这位文大可师长是东北军出身，“西安事变”时曾经做过一些对我党有益的工作，而且他当时也才刚投靠日本人不久，上级领导的意思是最好能把文师长活捉回来，教育教育，争取让他改邪归正。于是，三十一师被打垮了以后，骑兵们就咬住伪师部，快马加鞭使劲追。可是那位文师长却不识抬举，快马加鞭使劲逃。

    第八章新来的团长(5)

    追到雷庄、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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