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基本上是由三路抢渡乌江的。

    按中革军委部署，右路由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欠红二师）、红九军团由余庆经龙溪从岩门、回龙场（余庆县境内）渡口抢渡；左路由彭德怀、杨尚昆率红三军团占领瓮安后，在杜仲河、果果坪分两路前往乌江南岸渡口，由红五师第十三团经鱼溪坝、岩坑（今玉山）至孙家渡（俱在今瓮安境内）抢渡，军团主力则由洛旺河西渡清水江，前去马场附近之桃子台、茶山关、楠木渡（俱在今开阳县境内）等渡口抢渡；中路则由中革军委派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直接指挥，以红二师为先锋，由瓮安老坟嘴经猴场（今草塘）去江界河渡口（瓮安县境内）抢渡，军委纵队、红五军团主力随后跟进。

    中央红军在乌江南岸扯开了延伸出百余公里的抢渡摊子，也是雷公打豆腐，欺负的是侯之担那几杆烟qiāng在这么长的防线上不好铺排。侯虽然是王家烈的副军长兼川南边防军司令、教导师师长，手下有4旅8 团人马，但每团兵员不足千人，家伙什也多是川黔造的土货。而且除川南、赤水守备的两旅4团人马外，只有4个团能直接用于这百余公里有着十来个渡口的的乌江防线。

    然而乌江是天险，水湍流急，两岸山势险峻，本身就是守军的一张王牌，要过去也不是什么轻松活计。虽然侯之担手下官长们多数对这么点兵力守住乌江防线信心不足，但侯本人还是心存侥幸咋唬了一番：“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致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有其他路线。”（23）

    可以理解，黔北是侯家大院，利害攸关他也必须硬着头皮守一守。

    乌江在这一线渡口很多，侯之担也只能择要而守：在江界河一带他放上了战斗力最强的教导师第一旅刘翰吾手下的第一团（团长刘安桢）和第三团（团长周仁溥），而袁家渡一带是其川南边防军第一旅易少荃的第六团，另有王家烈的直属第八团一部配合，孙家渡一带则由其教导师第二旅旅长林汉生率其主力第五团加强1 个机pào营守备。

    虽说是几杆烟qiāng，但侯之担却把它摆布得大致是地方，对“赣匪”的来路蒙得也挺准。

    果不其然，这几杆烟qiāng刚点着那会儿，还真就把“赣匪”们烫了一把。

    1月1日，中央红军各路抢渡部队先后抵达大部分预定渡口，亦先后发起抢渡，但无一抢渡成功。本来，考虑到守军已经预有准备，按中革军委指示，为增加突然xìng、减少损失和更有把握，各个渡口均应在附近渡河点选择渡口先行偷渡，并在预定渡河点伪装架桥以为掩护，偷渡不成时，再行强渡（24）。

    然而所有偷渡均未成功，全部变成了强渡。

    右路抢渡部队前锋是杨得志、黎林所率红一团，其先头侦察人员一抵达岩门渡口即被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万式炯团（第八团）第一营发现，当即隔岸开火。 1日晨红一团主力抵达后，即以重机qiāng还击，火力侦察北岸守军火力配置情况。杨得志隔岸瞅了大半天后将对岸情况也瞅明白了。傍晚时分，即扎好竹筏由八名勇士试行强渡，但因风急浪高，竹筏冲过渡口下游很远，强渡未获成功。

    当晚，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召集红一团营以上干部和红二团红三团首长开会商讨渡河方案，决定立即组织突击队利用夜晚掩护，由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指挥进行武装泅渡。突击队由红一团红三团36名水xìng很好的官兵组成，由红一团第二连连长能尚林任队长。

    突击队下水10分钟后，熊尚林等13名队员登岸，北岸守军夜间虽盲目shè击，但不敢脱离工事到江边。于是突击队拉起泅渡时拖过去的绳子，准备次日天明抢搭浮桥。

    中路先头是耿飚、杨成武的红四团，他们的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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