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

    中央红军由湘桂黔边进入黔东南后，刘湘的决心是“南拒北守”，即对北面的“徐张”取守势，而对南来的“朱毛”取攻势。他认为，过去川军对“徐张匪部”作战太被动，现在对“朱毛”作战应该取攻势，在其未入川前就将其堵住，并且“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对于蒋公比较热衷的那个“碉堡战术”，刘甫公很是不以为然，认为“太呆板，要与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8）

    据时任刘湘部教导师第三旅（旅长郭勋祺）副官长的胡秉章老先生回忆，在中央红军进入黔东南之初，刘湘及所部首脑对其后来战略走向的判断是“要进入四川与徐向前部队会合”，而且提出了5种可能xìng：

    第一案：走酉秀黔彭(即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引者注)方面出涪陵，北渡长江与川北的徐向前会师，再由大小川北进攻成都；

    第二案：沿川黔公路进攻松坎、綦江，直取重庆，然后与徐向前部会攻成都，但重庆地形艰险难攻，其可能xìng不大；

    第三案：沿赤水河出合江，渡长江北上；或经古蔺、永宁出沪州北上，这一案的可能xìng较多；

    第四案；经云南昭通，由大关再经老鸦滩、筠连等南六属地区攻叙府(宜宾)、江安、南溪，沿氓江两岸进攻成都，或退入康定，与徐向前部队集结在西康境内，依山据险，建立苏维埃政府；

    第五案：若是在处处被阻之后，将渡金沙江经会理、西昌穿越大凉山区，走从前石达开所走过的道路；或据康定，或趋岷山东端，进入陕甘地区。

    假设红军是按第五案行动走西康这条道路，那未我们只须用一、两旅兵力扼守大渡河天险，他们就chā翅也难飞越，必蹈昔年石达开的覆辙。（9）

    不知是撰文时年事已高记忆紊乱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这位胡老先生的回忆中有诸多错讹（如对所部所历战事的日期时间等）及难以置信之处，采信度并不算高。比如上面这个在中央红军刚入黔东南时便提出的这“5种可能xìng”（特别是四、五两案），似有事后刻意附会之嫌（比如“与徐向前部集结在西康境内”、“渡金沙江趋会理”、“趋岷山东端北出陕甘”等等）。然而从刘湘后来针对中央红军要北渡长江入川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意图所作之准备和部署及行动决心来看，此公的战略眼光在西南诸侯中当属皎皎者，确非酒囊饭袋。

    不惟如此，在西南诸侯中，这位“刘甫公” 的本钱也是数一数二的长江上他有舰队，天空中他有飞机，地面上他还有兵工厂。中央红军由黔东南进至乌江南岸之时，他除了以重兵拱卫重庆外，立即调整部署，一边派陈万仞第五师进驻酉（阳）秀（山）黔（阳）彭（水），防堵红二、六军团及中央红军；一边急调驻泸县、江津、綦江的模范师第三旅廖泽部及边防第二路穆肃中部进入黔北正安、绥阳一线，与黔军协防，要“把战争推到省外去打”。同时以教导师第三旅郭勋祺部、独立第四旅潘佐部集中江津白沙作为预备队以为策应。当中央红军一突破乌江占领遵（义）桐（梓），他又急调廖泽旅转赴川黔大道上的松坎一线，防堵中央红军“由松坎、綦江直取重庆”。随即又任命潘文华为 “四川南岸剿匪总指挥”，提调3路12个旅40余团兵力，在东起宜宾西至江津的长江沿线赶修碉筑垒，其“川江公安舰队”的pào舰及改装的武装商船也来回巡弋于江面，准备阻截中央红军北渡长江（10）。

    这一段长江沿线河流很多，水陆jiāo通发达，刘湘排兵布阵很是方便其实也是一张牌。

    刘湘“南拒北守”的方略得到了蒋公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的认可实际上也是蒋公的认可。蒋公的算盘是：以乌江东岸的湘军，长江南北的川军，西来“协剿”的滇军、已“追剿”至乌江南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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