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也是一遇打击就拼命逃回马场，红五军团侦察连紧赶慢赶也只打捞上来几十人qiāng。15时左右中革军委决定不再等待这个等不来的伏击，遂令各部停止战斗，“继续转移地区，寻求新的机动。一、三军团立即以一小部向百宜方向积极佯动，暴露自己主力在此。一军团主力得电后集结于高寨、羊场之线，仍以一部留渡口，架好牛渡浮桥，准备明7号向鸡场方向前进。”（17）

    “朱毛”这是要东渡了？

    这好像也顺理成章，徘徊此间好几天，他们不是一直就在准备这个么？现在连对手都瞅到了他们在清水江上架设的浮桥，其意图简直就是明白无误。而且就这样明白无误了他们却还要“以一小部向百宜方向积极佯动，暴露自己主力在此”，这简直就是在给对手发通知了！

    蒋公的态度显然比“朱毛”预计的还要积极，同一天里他甚至抢在“朱毛”之前向何键发出了这个“匪情”通报以及自己相应的研判：“匪微午（4月5日11～13时）由牛渡河、清水河，向牛场、瓮安方面东窜。现吴纵队尾追，李韫珩部由中坪向瓮安追剿。将来匪窜方向，以乘隙窜向黄坪、施秉之公算为多。”（18）而日前他本来对“赤匪主力东窜瓮安，恐其东而南”还有所顾虑，手头还备有一张让滇军第七旅龚顺壁部“于鱼（4月5日）、歌（4月6日）两日，开赴定番（今惠水）布防”的底牌（19），这才刚刚过了一天，他老人家就自觉自愿地撤掉了这张底牌，把龚顺壁也差向龙里，押上了“堵匪东窜”这一笔大注。

    蒋公这么着似乎忒着急了一点，跟“朱毛”打了恁久的jiāo道，他其实应该长点记xìng有点悟xìng了：“朱毛”越是表现出想干什么，那就越是不想干什么；越是对表现出对某件事不在意，那就越是对这件事很在意。要是归纳能力再强一点，他还应该从中导出规律xìng的结论máo zé dōng战争活动的指导原则基本上可以一言以蔽之：绝不按对手制定的游戏规则和游戏套路行事！

    6日24时，中革军委突然将另一张底牌翻开，máo zé dōng等视野当间的“其他”开始凸显：改变进军方向，全野战军向南转移新地区。部署为：“三军团转移到洗马河，向贵阳、龙里警戒侦探；五军团应经干坝河开到白果树，并对牛场坝布好掩护阵地，通知干部团撤动。五军团在北岸行军中，须加强右侧替戒，并派小部队分向大石扳、白泥方向伏击，并破坏干坝河桥；一军团应经高寨、顺岩河、袁路坪进到老巴乡、长坡、上坝、刘家庄地域，向贵定、龙里警戒，向干家、马场坪侦察，后卫应破坏新渡口、牛渡口浮桥。各军团均须拂晓出此加强渡河指挥和严守军委指示到达地点，以便作战。”（20）

    在蒋公及其麾下诸侯中，只有一个不怎么起眼的人物对máo zé dōng这一手有所预见。

    这就是“龙主席”派驻贵州的代表黄毅夫此公基本上名不见经传。

    但他的预见有一个实际上还未兑现的前提。

    三

    黄毅夫的本职工作是向“龙主席”打小报告干这工作他的责任心非常强。

    4月4日滇军先头部队安恩溥旅刚赶到贵阳那天，黄毅夫在向“龙主席”打小报告状告中央军“罗代周、马子良……诱我第三纵队官兵，随时捣乱”的同时，也贡献了这样一个“匪情预测”：“如桂军能与湘、川各友军在东路协同一致防堵，则匪或将窜扰安顺、织金、水城（今六盘水市）一带，企图取道威宁、毕节入我昭通、会泽之间西窜会理。”（21）

    除“桂湘川各友军协同一致防堵”的前提尚不成立外，黄毅夫这个估计在方向上大致准确。

    可惜这个估计被淹没在蒋公“龙主席”天天铺天盖地的公文和黄毅夫本人几乎天天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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