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略微寒暄了一会儿，便各自坐在翰林院里，准备当差了。这时，一个难题出现了，他们三其实压根不知道自己该干嘛。这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与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依例，主要是掌修国史，修实录、记载皇帝言行、进讲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文稿等事宜，算是皇帝的秘书机构。不过，皇帝现在有更高级的秘书——内阁大学士、司礼监秉笔太监，一般也用不着他们这些菜鸟新人，在掌管翰林院的礼部尚书，没有吩咐具体的修史等任务下来时，他们还真没啥事干。

    既然没事干，便看书吧，于是，陆扬很快便过上了读书、品茶的悠闲日子，偶尔则会被叫到内阁，去帮忙跑跑腿。

    有一日，陆扬突然觉得这样下去，可不是个法子，太耗费精力了，费了那么多气力，考了个状元，岂能如此闲散度日？！既然注定要在这书斋里，再耗上好一阵子，也不能白耗，于是，陆扬决定著书立说。

    当然，这不是陆扬的思想已经有多深刻，必须要“成一家之言”了，而是说，他知道，目前只有这种方式，可以替自己“养望”，要想改变历史，就必须成为一个牛气冲冲的牛人，现在，陆扬既没有沙场建功的机会，也没有施展行政抱负的机会，既然无法建功立业，“立功”指望不上，那能够做的，便只有“立德”、“立言”了。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可见，“立德”、“立言”也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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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扬在翰林院深思熟虑后，决定拿科举考试开刀，“八股取士”在陆扬看来，是大明积弱不振的一个重要积弊，虽然作为状元，但陆扬对它其实很是不屑。于是，他决定从科举入手，具体而言，便是要质疑、动摇“八股取士”的文本基础。当然，对于“四书”，他暂时不敢非议，那可是孔、曾、思、孟“四子”的圣典，儒门中人，岂能反对？！于是，他决定拿“五经”，特别是《尚书》开刀。

    而且，拿“五经”开刀，其实陆扬还另有深意，因为他要反对的，不仅仅是僵化的“八股取士”的科举考试模式，他更要反对的是明末空疏泛泛的精神理念，“破”而后“立”，陆扬想在士大夫中建立一种“经世致用”的风气，建立一种以考据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学术体系，为将来的科学技术的引进，奠定思想、学术的基础。

    科学技术最重视者，便是实证主义精神，而考据学，本身便是一种实证主义。于是，陆扬赋予了考据学以文艺复兴、思想启蒙的意义。当然，这也不是他的孤明先发。在后世，胡适等名家学者，都曾将清代考据学比附成中国版的文艺复兴，而将新文化运动，比附为思想启蒙。

    只不过，胡适他们痛惜的是，实证主义，在中国，没有跳出儒学，来到更广阔的领域，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而慢慢地萎缩为一种书斋里的皓首穷经、咬文爵字，也就是所谓的“文献主义”。作为考据学的最初动力源，那种“经世致用”的精神，在顾炎武提出来后，竟然汩没不闻，只到晚清，才慢慢被龚自珍、魏源等人发掘出来，但那个时候，已经晚了，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时间上的代际差异，已经形成，这是近代百年民族厄运的根源。

    现在，陆扬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实证主义精神，便将它发扬光大，扩充为一种“经世致用”的理念，发挥全方位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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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立”则先必“破”，于是，陆扬这些日子，在翰林院里，不停地考证文献，同时在脑海里不断回忆后世清代考据学家阎若璩的东西。最终，他依靠文献的逐条考证，将脑海里残存的阎若璩的那些碎片化的论断，给串联了起来，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写”出了，或者说是创造性地“还原”了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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