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极感愤慨。

    “尊德性，德也；道问学，学也”，陆扬继续道，“吾辈非生而知之者，岂能不学而知，整日默坐，不学而思，那是禅宗心法，不是吾辈儒门心法！”

    “受教了”，众人肃然道。自从阳明心学在泰州学派的激进推动下，“心学”几近乎禅宗，强调整日默坐，以求顿悟。听了陆扬的话，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语境下，众人皆是突然有如醍醐灌顶，觉今是而昨非，对往日的偏废，有了深深的反思。是啊，“心学”不就如陆象山一样，只知道“尊德性”，而不知道“道问学”嘛，而且，“心学”本来便是陆象山开创的，是与朱子争锋相对的思想。由此可见，唯有兼重“尊德性”与“道问学”的朱子，才是儒门正道。

    得到了士子们的肯定，陆扬将“道问学”的方法，讲得越来越深，众人听得如痴如醉，此时，讲学的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尚书古文疏证》原始范畴，最后，陆扬提出了那个振聋发聩的思想、学术口号——“经学即理学”。正式提出了“尊德性”与“道问学”兼重、“内圣”与“外王”并驾、“宋学”与“汉学”齐驱的理念。引起了士林轰动，一时间，陆扬之名，名满天下。

    不过，赞誉之声有之，反对之声，亦在所多有，“尊德性”与“道问学”、“内圣”与“外王”、“宋学”与“汉学”如何兼容并蓄，这可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儿，反对者嗤之以鼻，宣称陆扬不过是口号上喊喊，他们才不相信陆扬能做到呢。

    陆扬提出“经学即理学”，其目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学术命题，他要建立的，是一种汉代“通经致用”、“经世济用”的精神理念，另外，他还希望借助考据学这种“朴学”，建立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为自然科学、技术的引进，奠定思想、学术的文化基础。这是一个很宏伟的目标。自然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是要拿出具有示范意义的作品，来说服天下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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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几个月，陆扬在翰林院，在同科榜眼刘若宰的帮助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文献整理，至于那位探花何瑞徵，则对陆扬持冷眼旁观、等着看笑话的态度，没有参与。回到府中，顾炎武不是也陪着来了京师嘛，有顾大师在，虽然顾大师现在还是一个翩翩少年，但架不住他天赋异禀，一点便透，也帮陆扬做了很多学术上的工作。最终，陆扬先后写出了不少重要的作品。

    当然，这些作品，其实也都是在后世作品的基础上，“写”出来，或者说是“还原”出来的，如陆扬在戴震原书的基础上，写出了《孟子字义疏证》，作为以考据学方法阐明经学义理的典范作品。此书出后，陆扬又以钱穆的《论语新解》为核心主轴，辅之以程树德《论语集释》中的各家注释，兼采后世名家学者的各种注疏，如杨伯峻、孙钦善、李泽厚等等，又“写”出了一本《论语疏证》，成为了在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以后，集注《论语》的又一部集大成之作。

    然后，在礼部尚书徐光启的批准、支持下，陆扬又招募了一些学术助手，来到翰林院辅助陆扬，例如先前东林党人黄尊素的儿子黄宗羲，在陆扬的“指导”下，其实也就是他提前告诉黄宗羲若干年后黄宗羲自个儿的想法，于是，黄宗羲提前完成了《明儒学案》的编撰，全书首冠《师说》一卷，列方孝孺等二十五人，次以有所授受者分为各学案，以特起者、后之学者、不太著名者总列为《诸儒学案》，最后为《附案》。而《明儒学案》各卷的卷首“按语”则几乎全部出于陆扬笔下。

    特别是，陆扬还亲笔撰写了《明儒学案》中的“王阳明传”，陆扬在其中写道：“王守仁，字伯安，学者称为阳明先生……先生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制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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