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村子。因而我们能够把自卫民兵中的60％争取过来，柬埔寨人民民族解放军的成员同当地居民密切合作，终于设法在1971年11月18日重新解放了戈索了岛，并于次日解放了罗卡戈伊和卡哥……两万多居民获得了自由，缴获了步qiāng400多支及其他军用品。”

    在战斗中，4个军事哨所中的3个被消灭了。在磅湛的北部也同时采取了行动，但朗诺的军队吓得不敢离开城市前往救援。乔森潘强调指出，农民渴望过不受束缚的生活乃是主要因素。总的说来，解放区起着一种不可抗拒的磁铁作用，吸引着广大农民群众投身到抗战洪流中来。

    “我们最不喜欢战争，而且我们竭尽全力要避免战争。但是，战争既然降到我们头上来了，那我就必须指出，除了尼克松的轰zhà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损失之外，战争激励着我们的人民在各条战线上作出了超人的努力。”西哈努克说，“有些问题，在和平时期本来可能得花好几年才能解决，现在只要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就能解决。尼克松不会想到.他只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使我们的公民们实现了高度的民族团结，使我们还没有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就成了革命者。”

    正是美国的入侵和朗诺施里玛达集团的政变，促使了柬埔寨人民的新觉醒。他们从美国的zhà弹和朗诺的欺凌勒索中，进一步认识到，谁破坏了他们的和平生活，准是他们真正的敌人。为了捍卫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他们决心拿起武器投入到“抗美救国”的伟大洪流中去。

    柬埔寨的抗美救国牛争，得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西哈努克说，他之所以把他的总部设在北京，原因就在这里，yù知中、柬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且看下文分解。

    第四十九章　西哈努克话友谊

    中柬两国情谊深，自古就是好近邻；

    亲王侃侃谈友谊，患难之jiāo备加亲。

    柬埔寨发生朗诺集团的政变后，西哈努克把他的总部设在北京，而没有设在莫斯科或巴黎。对此，许多记者不解地问：“你为什么在政变之后马上就去北京呢？”

    西哈努克回答说：“那是朗诺和施里玛达他们这样决定的，拟定政变时间表的正是这两个yīn谋家。我的日程是早就定好了的。他们选定那么个时间和地点动手，使我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莫斯科以后的停留地点本来就是北京。考虑到我很快就下了决心要进行反击，而北京又正好在我旅行日程的下一站，这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我本来是可以顺路到半打以上的首都之一去的。”西哈努克说，“可是，金边yīn谋家们的行动促使命运指明了一个方向。我知道我马上能获得北京的支持，我同周恩来总理的友谊以及máo zé dōng主席对我表示过的感情，使我对此深信不疑。我由莫斯科抵达北京时，我从机窗先看到欢迎的群众，后来看到了外jiāo使节们。等到飞机停止滑行时，我又看到周恩来同一群政府显要们走向机旁，我就知道事情同我所想象的一样。周总理拥抱我并说：‘你仍然是国家元首。我们永远不承认其他人。’这只能证实我内心深处的感觉是正确的。”

    谈起他同中国领导人的友谊，谈到他对周恩来最初的印象时，西哈努克亲王说：“我是1955年4月在万隆会议上第一次会见周恩来的。那真是所谓一见倾心啊！就像我在此以前对戴高乐将军以及在这以后对máo zé dōng一样的倾心。世上只有这3个伟人！究竟他们有哪些共同之处能那样吸引着我？他们有伟人的朴素本质，他们尊重弱小者；他们尊重一个小国和这个小国的领导人；他们3个人都对民族和个人的尊严有高度的评价，而且也是对别人的爱国主义很尊重的爱国者。尽管这两位中国领导人同戴高乐的背景和思想不同，我发现他们有这些共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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