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必要的。问题也在于，这种执念是如此令人嫌恶，以至于Clack男孩们发现自己的警告行动就像西绪弗斯推石头上山一样无意义，于是嘟哝了一句“去你大爷的”便绝尘而去。

    我经常看到一些BBS，它们很不出色，它们存在的意义就是让我产生“懒得跟你们说话”的念头。在那里，聪明人都不爱说话，蠢货们却滔滔不绝，我们就会说，啊，这BBS有一个体制问题。倘若它还有能力让聪明人学坏，让笨蛋们失去希望，那么它就是一个严重的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登峰造极，就会让聪明人得到邪恶的快乐，却总是忧心忡忡，寝食难安。这种事可不仅发生在BBS上，当年隋炀帝就总是担心被人夺了xìng命，时常抚头自问，“好头颅，谁当斫之？”这颗头后来就果然被斫了去，这就是一个社会不能集纳智慧，只好集纳暴力。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分辨堂而皇之的话中哪些是违心之论，哪些是欺世之谈。

    因此我得重新界定采访时听到的那句“这是一个体制问题”。如果是受欺凌者哭哭啼啼，“体制啊，没办法！”那么他是一个犬儒主义者。可是如果被采访者是个地方上的小头头，貌似达观地也同样表态，那么我就只好认定他是个推脱责任的坏蛋。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老百姓有句话说得好：在这个狗食盆子里吃食的没你吗？狗粮有限你着脸净挑贵的吃，夫复何言呢？

    如今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可以眺望远方的世界里，终于知道了人的机会和权利均等是好体制的基石。这个时代的困难也不再是晚清式的了，那时人们仿佛是在黑屋子里shè箭，永远没有中靶的可能。现在我们看见靶就在那里，要是戴副眼镜，我们还能看见红心，它的名字就叫现代文明。如今的全部问题只是知易行难。何为行呢？何以行呢？其实没多么复杂，我看首先是当你感到有什么不妥之时就管他娘的，嚷嚷那么一句先。我们需要那些Clack男孩。

    可是饶是时代进步了，我们这里仍然甚少这类孩子，多的是满怀感慨的家伙。何谓“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呢？我看就是人们度过了挫败的一生，发现平生所见皆是虚诞在典型的中国式心灵中，我们会把衰老与智慧、消极与优美、爱好秩序与因循麻木混为一谈。当年宋人打不过金人就自嘲“金人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如今我们积极多了，凡事跟别人比着来。迪拜有高楼，上海也有；新加坡有大机场，北京也有；华盛顿有白宫，安徽也有。可是人家有保护社会的报警者，有修正案，我们还只有白发渔樵。

    @上等人和下等人

    有一天，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做实业的、商界的，各种在这个时代里做着实事儿的人，对现状都很乐观，而有些知识分子却总是不满意呢？”我回答说，我可以给你一个复杂又肤浅的答案：经济界的人首先对钱感兴趣，得到了钱满意度就提升，恰如权力爱好者得到了权力就会觉得世界非常美丽；好的知识分子对金钱和权力不敏感，却在意智识的发扬，倘若看到智识蒙尘，他们就会感到失望。我也可以给一个简明又深刻的答案：不论什么行业，满足感都来自于缺乏远见。西谚说，赞赏这句话的精准但原谅它的刻薄吧，狗是不能抬头的。

    这个问题也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从个人角度说，生活当中有两个议题是最重要的，一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想做什么，二是来到这个世界遇到了什么。我想做什么呢？我想住在一个像日本那么干净又说汉语的地方，跟一帮聪明又有品格的人为伍。我遇到了什么呢？我遇到了我想做的事几乎没可能做成。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有人给我几亿块钱，我会不会变得满意起来呢？

    惟一正确的答案是“谢谢，不要，请滚。”一个自尊的人不会接受不属于他的钱，更不会允许自己被购买。你不能把这叫作乖戾，二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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