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常态，美好却永难实现。世界各地都有历史的愁容，前面的引文就是体现，可是在我看来，惟有中国才称得上是一个愁容挥之不去的国家。在往复循环的历史中，进步并不存在，老百姓便心灰意冷。这就像一只天真的羊，这只狼吃它，那只狼也吃它，羊就虚无了：我他妈的是你们的干粮啊！

    这样的羊，一定会失去羊的天真，要么萌生做狼的野望，要么对一切漠不关心。这样的老百姓，一定公共意识欠缺，自私的心理发达。这样的知识精英呢，则多会寄情山水，风流自诩。如此一来，人们就会在面对公共事务时愁容满面。马尔库塞讲“单向度的人”，就是对社会失去批判精神，一味认同现实的人。单就这层意思本身而言，要我说，这种人如果有十个，九个在中国。

    那么怎么办呢？我只能说，我们不能再重蹈历史的覆辙。这话语焉不详，那么姑且如此吧。这类话说了也没用，但是并非毫无必要。我们就国家、社会和历史发言，实在无需考虑有用和没用，因为我们只有这么一个选择：在历史的愁容中振奋，在大金属球的暴虐前微笑。

    @关于脏钱的一切

    有一次，我看到一篇外国人的文章说，中国人还没有真正理解现代文明，因为他们的头脑里没有“脏钱”的概念。这话我可不爱听。这个“没有”到底是语言学意义上的呢，还是实体意义上的呢？中国还没有asshole的概念呢，不代表我们这儿就没混蛋，这只是不同文化里的定义法则不同罢了。唐伯虎就说，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我看“造孽钱”的含义就比脏钱的更广。脏钱只是指非法和不道德的收入，造孽钱连合法侵害的收入都包括进去了。从这个角度说，唐伯虎就很能理解现代文明，倘若他这样的人得势，中国历史就会大大不同。

    可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这类人想获得社会的领导权，没戏。吴思先生讲，中国历史就是一个血酬的历史。哥儿几个一个头磕在地上，拉杆子起了事，东征西讨，血沃沙场，终于坐了金銮殿了，多不容易？这里头的成本，不折换成利润，中国式的老天爷都不答应，这利润就是对天下子民的命运的无限裁量权。唐伯虎敢拿刀杀人吗？不敢，那好，玩儿去。有意见？要么闭嘴，画画去，要么来个痛快的，叛乱去。想商量却是绝对没门儿能商量那就是召开议会了。

    街边儿那个小孩说了，这不是黑社会嘛！这孩子说得没错。可我还有一个意见，就是黑社会也不尽如此。我看过黑手党的历史，他们做事的主要方法是开会，实在不行了，才用qiāng解决问题。中国却甚少类似的时候：一帮穷棒子砸了县衙，朝廷派出几个调研员，你们有什么问题，我们开个会吧！

    如今我们知道，以暴易暴，殊为不智。拥有暴力者放下暴力，才算拥有了真正的政治智慧。统治者遇到麻烦与人商量，是得体而且了不起的举止。比之几千年的互相屠戮，和平谈判和相互妥协是极富天才的办法。姑且站在统治者的角度想一想，英国国王1215年被商量了一回，签署了《大宪章》，后辈们现在还住在白金汉宫里呢。同时期的宋朝皇帝呢，跟谁都不商量，从1276年起就失了大位，即便没有蒙军南下，我看他们的皇位也坐不到戴安娜王妃大婚那一年。

    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文明免于兵祸、赖以存在的常识所在。问题仅仅在于常识未必总被赏识。

    要是我带着今日这点儿常识，穿越去了古代，写了篇策论，估摸着可以声震朝野了。可是如你所知，皇帝未必感谢我，没准儿立刻下令砍了我的头，还特意传下密诏：你知道的太多了！

    倘若凡事可以商量，如我者，或者如唐伯虎者，就可以说，我当皇上行不行？这就叫致力于公共服务。原来的皇上说，这我说了不算啊，得商量。于是全体国民一起商量，这就叫选举。苏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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