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一个人对于社会问题有那么一点儿兴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否则难道只关心自己的那点破事儿吗？这就是巴别塔上的情形：我跟他们坐在同一张餐桌旁边，却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

    一般来说，有些人会比别人更热爱生活一些，他们喜欢穿得好，吃得好，也有自己的精神生活，觉得各种较劲都不是太有意义；另一些人则比前者更热爱真理一些，他们对于破解世界的秘密有一种癖好，又不觉得精致的生活有什么意思。前一种人会嘲笑后一种人是愤青或者书生气，后一种人则会认定前一种是目光狭小者或者异化者这后一种定义，其实正是中产阶级的本质。

    这就是我们的巴别塔的一个缩影，而且我们并不觉得这种相互的隔膜应该弥合。如今人们常常叹息说：“每个人都是座孤岛。” 这当然是对的，我们每个人都孤筏重洋，不胜战栗地面对这个存在了亿万年的世界，可是在原句中，约翰?邓恩的意思恰恰相反：“No man is an island.”

    问题是，这两种人尽管大不相同，jiāo往起来又龃龉颇多，却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很相似的位置。这个发现源于某一天，我认出了那种由我自己引发而弥漫在餐桌上的那种“拉夫烈茨基尴尬”。

    拉夫烈茨基是我高一时看过的屠格涅夫的小说《贵族之家》里的人物，此君跟我差不多，算得上蛮有涵养，可是因为关心俄罗斯的前途而染上了一种恼人的毛病：面对蠢话绝不妥协，非得争个是非黑白不可。这样一来，虽然他友善又容易沟通，还是被看作是狂热分子或者怪人。他到处寻找和推广拯救祖国的妙方，内心受到无数的煎熬，最终怎么样呢？他发现自己惟一做到的事就是弄得别人很是尴尬。别说俄罗斯人民不理解他，连他喜欢的姑娘都觉得他太古怪。至于他的改造祖国的理想、对农奴的悲悯、对悲惨现实的义愤等等，理所当然，屁用都没有。

    这种人就是彪炳文学史的“多余的人”。有趣的是，除他这一类之外，还有另一种多余的人，就是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那一类，他们是个人主义者，更多地考虑个人享受，只是生活在自己的狭小天地中。换言之，他们跟我在晚餐时遇到的那些家伙差不多敢情话不投机了半天，我们大家还是一路人，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废物点心，即便我猜他们大概不会承认这一点。

    我倒是有另外一个衡量标准：如果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有漂浮感，那么你就是多余的人。

    我每天都漂浮得像一只热气球，并不觉得自己的多余有多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可是我又觉得，倘若各种有社会理想的人都多余着，就是大大不妙的事情。谁都明白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尽善尽美，可是一者不改变也能活着，再者对于中产阶级来说，不改变也似乎活得不错，倘若很多人都认这个理，倒也可得片刻安生，在北京市朝阳区某处就会有一顿本该风趣又亲切的中产阶级晚餐。不妙的是，他们恰巧邀请了我，我既不认这个理，又无耻地不担心让别人感到尴尬于是晚餐杀手又来了。倘若我们的当代生活是一顿晚餐，那么这正是我的角色。

    @冷火

    孙处长是我的大学同学，在股票市场发轫时期因为梦话说得好而闻名遐迩。我记得当年的气氛可真奇怪，整个学校的男生都对女生失去了兴趣，傍晚时分BP机一响，就全跑出去买认购证去了。天明时分他们集体走回学校，被暴富的亢奋感折磨了一夜，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那就是我们如今置身其间的魔怔年代的开端。直到现在，有时候我坐飞机，看见经济舱里一排排地坐着的中产阶级先生们，留着寸头穿着高支棉衬衫戴着蓝牙耳机，我还是会从他们梦游般踌躇满志的脸上看到当年的影子。“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歌舞，眼见他楼塌了”，新时代的实干家们野心勃勃，眼冒精光，我吃碗热干面打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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