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不禀告国君，用官府的粮食赈济他们呢？现在你把自己的粮食分给大家，不等于告诉大家国君对百姓没有恩惠，而你自己却是个大大的好人吗？你要是赶紧停止还来得及，要不然，一定会被国君治罪的！”

    一千九百年以后，朱元璋建立明朝，是为明太祖。这一年，明太祖想要修建首都南京的城墙，江南巨富沈万三主动报效，承担了三分之一城墙的花费，同时还献给皇帝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花费巨资在南京城建了一些酒楼和廊庑等。作为回报，朱元璋封了他两个儿子的官。

    修完城墙，沈万三又主动献媚，要求犒赏三军，朱元璋大怒：“一个匹夫，就想犒劳天下的军队，这不是乱民又是什么！”立刻命令将其斩首。幸有马皇后劝谏说：“这样的不祥之民，自有上天惩罚他，何必污了陛下的手呢！”朱元璋余怒未消，将沈万三发配云南，他的第二个女婿余十舍也被流放潮州。

    这还不算完。洪武十九年，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又为田赋坐了牢，沈庄当年就死在牢中。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扯到了蓝玉谋反一案，诏捕严讯，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包括沈万三的曾孙沈德全，近八十余人全都被凌迟处死，田地也尽数没收，被称作“财神爷”的一代巨商沈家，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子路和沈万三，一远一近，一官一商，一贤一愚，却都犯了同一个错误：越位。不同的仅仅在于，子路有个好老师，在关键时候制止了他，才没有铸成大错；而沈万三则无人指点，结果落得个家破人亡。

    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古人说：“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就是说，唯有名义和工具，是绝对不能借给别人的。名义绝不仅仅是个“代号”那么简单，它代表着地位、权势和力量，而工具，则是实现这些地位、权势和力量的手段。既然他不同意借，那么你如果有意或者无意地侵犯了他的“名”和“器”，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在子路那个故事里，只有国君才有资格“普济众生”，这是“名”，国君可以开仓放赈，这是他的“器”。子路置国君的名义和工具而不顾，非要自己周济百姓，大家对他感恩戴德，“只知有子路，不知有鲁君”，国君当然会大光其火，也无怪乎孔子着急上火地派子贡去拦下他了。

    沈万三的错误比子路更加严重。他仗着自己有钱，巴巴地去给皇帝修城墙，朱元璋虽然有些反感，但是毕竟受了他的好处，建国之初的财政也很不宽裕，能忍就忍了。可是他修了城墙还不算，还要白花花地往皇宫里头送银子，在天子脚下的南京城大修“楼堂馆所”，如此之有钱，皇帝能不垂涎吗？更何况朱元璋本人就是穷棒子出身，对有钱人天生地就有一种“彼可取而代之”的yù望呢？谁知这个沈万三仍不知检点，居然突发奇想，要犒赏起皇上的三军来！沈万三的想法，无非是“做人情就做足”，一不做二不休，在皇帝面前献够了殷勤才算拉倒。可是朱元璋不免会想，犒赏完了三军，吃了你的喝了你的，那三军是你的还是我的？有点小钱就想在军队中制造影响，这不是乱臣贼子又是什么？

    到位不越位(2)

    《中庸》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lún。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不是天子的人，不能议论礼制的是非，不能制订度量的标准，不能考究文献的史迹。现在天下的车辆都是一样的宽度，书写都是一样的字体，行为都是一样的准则。虽然在那个位置上，却没有相应的德行，是不敢制作礼乐的；虽然有那个德行，却不在位置上，也不敢制作礼乐啊！

    在《中庸》的年代，天下的一等大事就是“制作礼乐”，所以它以这个问题来阐述不能越位的道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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