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呢，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是件大好事。特别是随着经济上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成为了国民的自觉运动，特别是知识界和民族工商界都为之大力鼓吹。

    由此，中国人“不借洋债、自行筑路”便也成为热潮，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是，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问题。譬如广东筹集股本一千四百万两，相当于广东境内粤汉铁路投资的一半；湖南筹集五百万两，不到粤汉铁路湖南境内投资的五分之一；四川筹集一千六百万两，只相当于川汉铁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徒增负担。而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最为讽刺的是，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奏办多年，多无起色”的那些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于当时国内极度缺乏铁路建设和管理人才，因而在铁路修建过程中外方派出这方面人才，这似乎也不为过，很多时候也谈不上有意控制中国路权。就这点而言，民族主义固然激越动听，但效果却未必上佳。

    张之洞和辜鸿铭看到了这一点，但在民族主义纠葛的背景下，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举借外债、实行铁路干线由国家建设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激起大规模的反抗浪潮。

    辜鸿铭想了想，轻轻摇头道：“耗资太大，耗时太长。收效则太慢，就算是陈文强长袖善舞，恐怕也不会把资金和精力投向粤汉铁路。不过，承担一省的铁路工程，倒还可以与其商洽。”

    “若能在短期内建好湖南或湖北境内铁路。亦是功莫大焉。”张之洞慨叹道：“本官奉旨督办，迄今尚无一寸铁路建成，上负朝廷，下愧黎民。每每思之，夜不能寐啊！”

    “陈文强此人精明得很，若要其应承，怕不只是铁路收益所能满足。”辜鸿铭停顿了一下，又苦笑道：“但其比盛氏强得太多，若不是信誉卓著，又如何能在国内外筹得巨资？又如何能有众多工商巨富支持？”

    正说着。下人来报，汉（汉阳铁厂）冶（大冶铁矿）萍（萍乡煤矿）联合煤铁公司总董陈文强投贴求见。

    “说曹操，曹操就到。”张之洞很想让陈文强吃个闭门羹，打打他的傲气，也出出自己的怨气，可辜鸿铭笑而不语，这么做未免有些气量狭小，只好无奈地摇了摇头，吩咐道：“有请。”

    “总督大人，陈文强不以官身求见。耐人寻味啊！”辜鸿铭在旁提醒了一句。

    张之洞皱起眉头想了想，心中了然，冲着辜鸿铭点了点头，表示已经明白其中深意。

    以官身求见。是以下拜上，上官训斥理所应当，不管对与不对，都要恭然以对；以商人身份求见，虽然还是以下拜上，但在商言商。自身是良民，又没有作奸犯科，你想指手划脚也要受到很大限制。

    再者，通过汉阳铁厂的成功，陈文强在舆论上已经建立起一定声势。而之所以推迟拜见，也正是因为汉阳铁厂的改造会在短期见效，陈文强便临时改变了原来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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