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后，地方独立自保的状态更使中国被明显地分割为以某个地方大员为的势力范围，拥有单独财政收入和由自己掌控的军事力量，几乎可以不用理会中央政府，特别是政府的号令侵蚀了地方利益的时候。

    虽然当时李鸿章、张之洞等地方大员掌握着实权，但由于他们笃信纲常名教。所以对清朝并没有十分跋扈的表示。但后来，随着中央政府势力的绝对弱化及帝制时代忠君思想的丧失，地方渐而飞扬跋扈，不受中央节制，最终展成为军阀割据的局面。

    现在虽然还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程度，但迹象已经日益显现，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的冲突时有生。围绕着厘金、税赋、关税、军费等等，当中央政府的举措侵害到地方当局的财源和地方要员的利益时，这样的冲突便显得激烈起来。

    而借着西南战事的影响，陈文强紧抓住兵权，还不断地招兵买马，虽然不是督抚，却架空、挟制了总督袁树勋，对清廷的态度也是最跋扈的一个。不仅如此，他的势力还在湘、鄂两省施加着影响，借着编练新军，是越来越大。

    但陈文强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还有很大不同，区别就在于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的狭隘和自私并没有随着地位的不断升高而弱化，他们“主要关心的是使他的区域力量基础比任何潜在敌手都要胜过一筹，保持足够强大的力量以与虚弱的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同时又为充当这个政府最尊贵的大臣而窃喜。”

    这就造成了地方的独立自保，除非涉及到自己的切身利益，否则他们是可以完全不闻不问的。例如在改变中日国际格局的甲午战争中，由于地方大员的自保之心，甲午战争俨然成为了一省保卫战。到了庚子事变时，这种态度和行为愈演愈烈，终于摆到了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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