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好多文章里也都是这样宣传的。
按刘钧如今掌握的资料,大明平均的亩产不算高,尤其北方比南方要低许多,北方的平均亩产也就1.3石左右,而南方的平均亩产也不过2.6石左右,而现在大明的官田和民田加起来,达到近十一亿亩左右,就算按一亩一石产量算,此时正常的粮食年产量,也应当达到十一亿石左右。
但大明的农业税收是多少呢?
自永乐以后,每年的粮食收入一直在两千七百万石左右,实际上基本税额是两千六百万石。
按这个数字算,明初也不过是税率百分之三点一六,晚明时期更不到平均百分之二。
因此,其实无论是明初还是晚明,实际上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都不到。
明初到明末,人口起码增长了两倍,耕地也增加了一半,但粮税却不增反降。
这就是因为当初定下的田赋定额的制度,永不加赋,其实大明早就有了。
在南方地方上,佃农通常每亩向地主交纳九斗稻米,基本的税率是每亩三升左右,算下来,征收的部份只占田主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佃农与田主五五分,实际上税额也就占农作物总收成的六十分之一。
当然,这只是基本税,还有其它的摊派和负担,比如均平银,取代劳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银,还有驿站供给,民壮等等。但实际上基本加上所有这些,总的税率仍旧不算高。
各个地方上的情况虽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农业税收不过产出的一成,绝大多数地方,都远低于这一数字。
基本的粮税其实还只有田地产出的百分之二,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其实还是额外的加征派收。
可为什么大明的农民负担还这么严重?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税收过低,导致大明朝廷对于地方上根本无力看管,既没有余力兴修一些水利设施,也对水患等治理上比较乏力,尤其是在遇到天灾之后,更无力救济百姓。
往往一遇灾年,百姓只能自救,最后往往得借贷,借的还往往是高里贷,最终利滚利,老婆孩子都给滚进去了。房子田产也都没了。
其次就是官员俸禄太低,吏员工食银子更少,全靠从地方百姓手里贪污。
到了万历之后,交税用银。这其实并没有方便百姓,反而加剧了百姓的负担。因为大明缺银,银子向来贵重。农民并没多少余钱,交纳赋税的时候,就得先把粮食卖掉换银交税。
因此每年征收赋税的时候。市场上的粮食大跌,那些黑心的粮商这个时候就会联合打压粮价,农民只得以很低的粮价卖掉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交税的银子,而等到了收税的时段过去,市场上的粮价又会开始上升。这种粮价在征税期的下跌,有时甚至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之多。
再加上宗室以及许多官绅的特权,加上他们各种逃税的手段,使得朝廷税收大减,甚至许多地方上还把这些负担转嫁到了百姓的头上,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这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恶性的循环。朝廷定了一个税额,经过近三百年,人口和田地都翻了许多,国家开支成倍的增长,但田税却定额不增,反而还在不断下降。这就使得朝廷的财用不足,更加无力的管理地方,更无力在灾年之时救助百姓,这使得许多百姓遇灾便破产,自耕农的不断减少。宗室豪强地方乡绅们不断兼并土地,这些人凭借着特权,官绅勾结,大肆偷税漏税。甚至把许多负担转嫁到普通的百姓头上。
让百姓负担更重,破产的百姓更多,豪强兼并的田地更多,然后偷税更多,朝廷收入更少,越无力的管理地方。更无法在灾年救济百姓,然后更多百姓破产,就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不断的转动。
加之小冰河,以及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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