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陵基三十集团军所属部队，是正儿八经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正规军，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刚出川时，受到全国人民抗日热情的鼓舞，在德安万家岭和武宁棺材山的几场战斗，他们衣着褴褛足登草鞋，几万人马同仇敌忾，与强悍的日寇奋力搏杀，阵地、山头丢了又舍命抢回来，打出了中国人的血性。

    几趟战斗下来，也显露出它的整体战斗素质不高，火力配置不强，士兵的前身是四川省的地方保安团整编过来，很多人都是刚洗脚上岸的农民，没见过这么凶残的敌人。师旅级军官都是久经沙场的职业军人，营团级军官多为民团团总、土匪头目，军官的指挥能力和对战场的掌控能力都有问题。

    由民团改编的部队除了武器装备差，战斗力战斗意志不强之外，还有两个问题是无法克服的：一是纪律散漫、随心所欲；二是垃帮结派、形成山头。其中有的师、旅长平庸无能，尸位素餐，打起仗来没有半点谋略，贪生怕死，一打就逃，一逃就散。

    这次留守义宁的是第72军军部和34师。72军军长叫韩全甫，职业军人出身，读书不多，志大才疏，缺少谋略。打仗时优柔寡断，缺乏高级军官应有的素养。王陵基的的一句话：“我生是王总司令的人，死是王总司令的鬼。”

    这话王陵基听到很受用，他知道韩全甫虽然平庸，但他用着放心，就更不愿撤换韩全甫了。而34师则不是三十集团军的老底子，是几次会战后损失太大，从陕军中抽调补充进来的。师长陈梁基也陕西人，带着一个整编师上万人马。陕西人和四川人不一样，四川本来多山川，士兵们爬山如履平地。见到义宁的山水，就像回到了家乡，天然的有种亲切感。而陕西人自小在关中大平原上长大，没见过这么多的山，纵横交错的河流，心里总存着一丝害怕。

    陈梁基带着34师从武宁船滩、义宁三都逃走，连续接到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三十集团军总司令王陵基的命令。要他组织力量，利用三都到县城丘陵山地伏击日伪军。韩军长也派通信兵要陈梁基集中兵力，在庙岭附近构筑工事将山田雄一中队和伪军歼灭。

    按理说34师上万人马对战山田雄一五百人，不要说还有山地优势，就是在平地不讲战法，不构筑阵地乱兵上阵，胜败也完全没有悬念。而被日寇吓破了胆的34师师长陈梁基，根本没有抵抗的想法，一味避战退却，把韩军长、王总司令的命令弃之脑后。

    这种临阵畏缩裹足不前，置集团军后勤保障基地不顾，把长沙会战参战部队的战略后方暴露给敌人，将义宁人民推进苦难的深渊。至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按国军作战条例规定也是要重重处罚的。

    然而陈师长并不害怕，抗战以来谁不丢城失地？先丢东北，再丢华北，接着又丢了华东，现在华中也岌岌可危。丢了这么多地方又追究过谁？丢得最多的非蒋委员长莫属。何况自己丢的仅是一座小镇而已，不损民国大局的皮毛，集团军和军委会又奈之何？

    让陈师长气定神闲的不仅于此，他后面也是有人帮衬的，有个本家叔叔在国防部军法处当处长。这个职位升职时帮不到忙，出了问题肯定能帮忙，有本家叔叔做后台，不惹事也决不怕事，陈师长的底气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但34师师长陈梁基也知道，一味后撤是军人的耻辱。他这样做有两个好处：在县城做出打的样子，对韩军长那好敷衍塞责；对义宁百姓也是个交待，免得义宁百姓老是问候陈家祖宗。在陈师长的骨子里就是害怕日军，不仅不敢正面迎敌，连伏击敌人也不敢。

    从三都镇到县城有三条路可走，两条陆路一条水路。三十集团军沙盘推演结果表明：日军因缺乏船只放弃水路，可能会用去年日军从奉新入侵相同的手法，从武宁船滩陆路向前推进，终极目标是义宁县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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