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带来了赞普对于贵族们的优势力量，提升了整合能力；这也构成松赞干布的后续者们持续的战略基础。松赞干布与唐朝和亲，获得了一种额外的正当性资源，同时又引入佛教，他通过来自大唐的文成公主引入汉地佛教，通过来自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引入印度佛教。佛教是一种普世性宗教，不似多神的苯教，前者更适合一个统一王朝的精神需求。赞普与贵族们的政治冲突，于是又以佛教与苯教之宗教冲突的形式呈现出来。

    长久以来，雪域高原上仅有略高于部落秩序的发展水平，松赞干布开启的这一系列努力，迹般地建立起一个令人眩目的政治秩序。但这一政治秩序很脆弱，雪域原生的是贵族社会，赞普则高度依赖于从这之外的财政获取，这种外部财政可以来自对高原以东汉地的劫掠，或者对高原以北丝绸之路的控制；<spass="mark" title="关于吐蕃与丝路贸易的关系，可参见陈庆英、高淑芬主编《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66—68页。">因此能够通达这两个方向的安多、康巴与阿里，虽然无法成为吐蕃的政治或文化中心，却对它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spass="mark" title="吐蕃进出西域的大道主要有三条：东道，出柴达木盆地西北，沿阿尔金山到若羌绿洲，即吐谷浑道；中道，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大致经今天新藏公路所经路线，即通过夹在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之间的阿克赛钦，另一条是从西藏高原西北的拉达克翻越喀喇昆仑山口等若干山口进入塔里木盆地；西道，绕经大小勃律，即今克什米尔，北上可到中亚吐火罗盆地、费尔干纳谷地等，东北向可入西域。中道与北道都需通过阿里才能通达。参见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21—22页。"> 尤其是安多，东可入汉地，北可入西域，对吐蕃至关重要，这也是吐蕃在崛起之后首先要灭掉占据此地的吐谷浑的原因。安多与康巴可视作吐蕃的边疆，它们以特定的方式定义着吐蕃；倘若没有这两个地区，雪域将难以获得其政治秩序，无论这一秩序是如吐蕃时期内生的，还是如元代以后外赋的。<spass="mark" title="从元到清的历史中，安多地区和康巴地区是东亚帝国向雪域输出政治秩序所必经的地理通道。">从长时段来看，这两个地区也构成了雪域与中原得以拥有共享历史记忆的地缘纽带。

    吐蕃的崛起依赖于各种历史机缘的耦合，无法复制，在它于842年（唐武宗会昌二年）崩溃之后，<spass="mark" title="关于吐蕃的聚与散，其更深层的逻辑详见本第三章第三节第四小节。">雪域高原无法内生地恢复普遍性的政治秩序，而只能形成一系列很小的区域性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秩序时的关键要素，不是像中原一样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效率更高，这种比拼要以资源丰富为前提；而是要比拼哪种组织模式的成本更低，这是高原资源稀缺状态所带来的一个根本约束。

    在资源稀缺的小共同体中，最低成本的组织模式就是以宗教为核心形成的。各个小共同体的首领同时具有宗教身份，甚至以宗教身份为其首要身份，便可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秩序。雪域高原因此成为古代中国非常独特的一个区域，它成了教权有机会独立于政权之外发展起来的唯一的地方。另一个与此有相似性的地方是中世纪的西欧，世俗秩序崩溃，教权作为更低成本的组织模式，遂获得独立发展的机会，形成庞大的教会。两者的差别在于，西欧的资源匮乏不是地理硬约束所致，政治秩序还有内生性地恢复起来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