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第七节 海洋(第2/6页)  枢纽:3000年的中国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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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朝廷的一厢情愿便能够奏效的,尤其是在明中期之后,帝国内部流通的货币不足,依赖于海外白银的输入,这只能通过对外贸易获得,所以朝廷不得不逐渐承认海商的活动,并最终解除海禁。

    出身于东南沿海的华人海商们,此后逐渐垄断了整个环中国海地区的贸易。日本、琉球、南洋群岛等各处的小王国或贸易城邦等,需要参与到中国的朝贡贸易当中,这是利润很大的贸易,而朝贡贸易的具体操办者往往就是侨居当地的华人。他们为侨居地的土著王公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从而获得很大的影响力。

    在这样一种经济、社会过程中,两广、福建一代的人逐渐建立起一个覆盖整个南洋的社会空间。他们在这个空间里如鱼得水,南洋对他们来说同样也是家乡的一部分,并不是远离故土的外国,下南洋也不是离开故国,而就是在同一社会空间中的内部移动,这种认知几乎一直延续到20世纪非殖民化运动之前。对比一下南宋、南明的末代君主及随同军民的逃亡选择,与同时代两广、福建百姓的逃亡选择,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一点。宋末帝及追随他的非两广、福建出身的军民,在元军追击下逃亡到了广东一带的海面上,虽然仍可以继续往南逃,但他们拒绝了,转而北向并最终殉国;南明永历帝在两广称帝,之后的逃亡方向是云南、缅甸,而不是可能更安全的南洋。因为对这些出身中原的人来说,南洋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逃往南洋就意味着彻底放弃了一切,虽生犹死。但是对于两广、福建人来说,逃往南洋是个很自然的选择,因为那仍然是自己所熟悉的社会空间,很多人也确实就逃到了那里。<spass="mark" title="感谢中山大学刘志伟先生就此与笔者的讨论所带来的启发。">南洋是个社会概念,其特征是通过海洋实现的社会络构建;帝国则是个政治概念,其特征是军事与政治征服及秩序正统性的担当。两广、福建人如果被迫逃往南洋,最多是丢掉自己的政治身份,但是社会身份不会丢失;他们仍然可以嵌合在一个意义世界里,虽然正统性的感觉会受到伤害,但生活的意义仍得以保留。对非两广、福建的人来说,逃往南洋则政治身份和社会身份全都丢掉了,生活的意义彻底丧失,所以不可接受。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中华帝国的一个常常被人忽视、却非常本真性的特征,即,它实际上是通过政治手段而对若干个社会空间的整合。帝国内部,只有在中原地区,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才是重合的,在非中原地区,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并不一定重合。因为帝国有一个政治统治有效半径的问题,统治半径由军事和财政逻辑决定,而不由社会空间决定。中原的社会空间全部在这个半径覆盖范围内,但是非中原地区的社会空间,经常是只有一部分在半径覆盖范围内。华南地区的汉人社会,以极深刻的方式呈现出这一点,它是南洋社会空间的最北端,被帝国政治空间所整合,但这一社会空间仍有很大一部分在帝国政治空间之外。我们过去常常以为中原表达着“中国”的本质属性,但从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重合与否这一角度来看,会发现,中原实际上是特殊的。咨诸世界历史上其他文明区的伟大帝国,同样可以发现政治空间与社会空间的不重合性,这差不多是帝国的一种常态。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意识到,由于这种不重合性,对帝国治理来说,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便需要各得其正,也就是说,两种秩序需要划定各自的边界,否则很容易相互伤害。我们经常说中国是“多元一体”,这里的“一体”所表达的是政治性统一;“多元”所表达的则不仅仅是族群差异,更是一种社会性差异,比如,边疆地区与其他族群混居的汉人群体,就并不因其汉人身份,而与中原共享同样的社会空间,反倒可能因为与当地其他族群频繁的日常互动,而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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