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光有新的财政基础还不够，还需要新的人事基础，这就涉及知识传播技术了，君主因此能够借重来自新阶层的人群，以压制此前与君主形成制衡关系的社会担纲阶层。最终，经过一段动荡，新的均衡会建立起来。这个新的均衡已经是基于面目全非的社会结构了，而过去的普遍理想已经外在于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与存在相分离了，所以普遍理想的自我超越就成为新的需求，追求其与存在的合一。

    在大循环的均衡重建过程中，君主是其中的主动方，所以新的均衡点会更加偏向集权秩序一方。但这会导致社会丧失活力，甚至导致一些群体无法被纳入新的均衡关系当中，沦为（广义的）流民，成为无序的破坏性力量，这就是类似于秦这种朝代很短命的原因。但短命朝代之后，通常会伴随着一个伟大的长寿朝代。因为这个新的朝代会汲取前朝的教训，在一个整体性的框架中，把那些新的经济要素以及被抛离出秩序的人群都纳入进来，完成新均衡的构建。帝国社会因此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一个伟大的朝代就会开始。

    在新的均衡当中，自生秩序一面，即社会经济这个层面，会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是大循环的底层要素，定义着历史长河的河床。而集权秩序则是奔涌的河水，一方面它会不断地冲击河床，改变其样态，一方面其大的走向又会受到河床的约束。

    在这样的一个动态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结构在古代曾经有过三次大的结构性变迁。分别是：

    <spass="bold">一、封建社会<spass="mark" title="这里取的是“封建”一词的原初含义，即“封土建邦”之意。《诗经&middot;商颂&middot;殷武》有云：“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春秋左传&middot;僖公二十四年》有云：“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封建”本来指的就是对天下进行分封，封邦内部自治，天子只是作为天下共主存在，对封邦内部事务没有管辖权力；所以，“封建”必然是“割据”的，同时也必然与“专制”对立，因为封建制下，天子根本无能力对天下进行专制。从秦到清这两千多年的历史，是西方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样态，西语中自然不会有对这种样态的一个专门概念，目前学界也未对这段历史的社会属性该如何称呼达成共识，比较多的人愿意将其称为“郡县制社会”。笔者则将“郡县制社会”进一步地区分出其“豪族社会”阶段和“平民社会”阶段，这是受到日本京都学派提出的“唐宋变革论”的启发。关于“封建”概念的详细讨论，可参见侯建新《“封建主义”概念辨析》，《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在周代获得完善，终结于秦政。终结此一均衡的技术进展，在于铁器与牛耕的使用，以及竹简的应用；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自我瓦解，精神进入到自我反思阶段，东亚轴心文明在中原大地上展开，思想自由地奔流，百家争鸣。

    <spass="bold">二、豪族社会<spass="mark" title="豪族社会自身也有过变化。豪族初起可能只是地方豪强，后来逐渐获得精神自觉发展为士族，士族在南朝又逐渐演化为门阀；同时在北朝方向，门阀之外，还有一种来自草原的军事贵族，它们在隋唐又共同演化为世家大族。所有这些身份，在社会学意义上都可以起到对于君主集权的制衡作用，但起作用的方式又有所区别；同时，在其与君主的权力分配关系上，它们又有着与平民社会的共同差异。为简单起见，本文统称此阶段为“豪族社会”，在具体的探讨中再做具体区分。&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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