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于农村家庭副业上。这反过来对于城市里手工业工场的生存造成严重威胁，只要是技术上可以由个别家庭为单位来生产的手工业产品——主要是在棉纺织领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近乎是零，城市里的手工业工场便没有任何竞争优势。城市手工业工场只有在那些受技术与经营规模所限，农村家庭副业无法生产的项目当中，才能存活。这样一种经济形式的演化，适合于对最大量人口的容纳，却以对技术进步的扼制为代价，陷入“低水平均衡”的陷阱而无法自拔。如何打破这个僵局呢？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生产技术与组织技术向中国的传入，基于现代技术而带来的超高生产效率，最终使得农村副业本身不再有利可图，逐渐缩小以致消失。二是参与到自由的国际贸易当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因人口过剩而被压到极低，其产品反倒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所以，“过剩人口，对于一个封闭的社会是绝对不利的，但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则是相对有利的”<spass="mark" title="赵冈、陈钟毅：《中国经济制度史论》，第13页。">。

    这样一种观察从一个角度说明，中国问题，只有在世界框架下才能有解。而这样一个解的出现，正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体量，使得它在加入世界市场之后，得以有机会反过来重新定义世界市场——无论在积极还是消极的意义上——并因此进一步改变着世界市场中其他国家所面对的外部约束条件。这样一种历史过程，从晚清的时候便已开始，在今天变得尤其明显。

    <spass="bold">3.国际货币秩序

    前文已经述及，16世纪中期，美洲及日本的白银流入大明，使得大明朝的经济获得了发展，嗣后的财政改革也有了基础。但是，在欧洲发生三十年战争之际，白银的国际流动受到影响，导致了明朝末年的经济大萧条。进入清代，白银流入又逐渐恢复了，尤其是18世纪，中国与世界的贸易让白银大量流入，经济一片繁荣景象。在17—18世纪，日本是中国主要的白银来源地，占到3/4。但是从1775年开始，日本禁止白银大规模出口，主要自用，之后中国的白银遂主要来自美洲。但是不久，发生了法国大革命，西班牙受到剧烈冲击，无法再维持美洲银矿业发展，嗣后又发生拉美独立运动，以致从1790年开始到1830年代间，世界金银产量减少了大约50%，于是白银流入中国的数量也骤然减少。这使得中国从1808—1856年间遭遇到了严重的白银短缺，银贵铜贱的问题再次出现，一度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上升为此前的近三倍。这就再次引发了类似明末的问题，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萧条。百姓卖粮一般获得铜钱，再依照市价兑换成白银来交税，税额却是依照此前的官定银铜比价来计算，相当于大幅增税，生活极度困苦；给一般士兵的兵饷，同样是依照旧有官价计算的银两数来发放对应的铜钱，这意味着士兵的收入也大幅下降，军心也因此涣散。整个过程中，鸦片的流入不是中国白银净流出的根本原因，世界白银供给的骤然减少导致中国白银流入的急剧减少，才是根本原因。<spass="mark" title="参见林满红《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该对这一段历史的数据分析非常精到。">

    帝国对于白银严重短缺的情况很敏感，将其归因于鸦片的大规模流入的强烈反应，遂发动了禁烟运动，并引发鸦片战争。战争的结果是，除割地赔款之外，还要将外贸秩序从广州作为唯一的外贸港口改为五口通商。当时大清主要的外贸商品是茶叶、生丝、瓷器、漆器等，产地在江南、两湖、福建等地。在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