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为最高，其次为湖北，两地铸造规模相去不远；其下的江苏、河北（天津）、广东、浙江、福建等亦较其他省为多，但是与两湖相比都有着数量级上的差异，这带来了地方自主性能力的差异。<spass="mark" title="［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高淑娟、孙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8—72页。"> 前文曾述及，汉口作为滇、黔方面的银、铜、铅等币材向外转运的最重要中转站，曾是帝国的私钱中心，这样一种地理之便同样使得它在地方政府铸钱时有着最优越的位置。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汉，偶然当中，也有必然，倘无足够的货币作为军费支撑，首义是难以坚持下来的。

    在太平天国即将平定之际，1854年在上海设立的海关被设置为大清的帝国海关，并依此改造了其他各地的海关，成为帝国新的重要财政来源。在乾嘉年间，海关收入只占帝国财政收入的2%强，道光年间也只占约5%，在1860年代即上升到百分之十几，到1880年代上升到约20%，1887年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稳定在帝国收入的1/4左右。<spass="mark" title="虞和平、谢放：《中国近代通史》第三卷，张海鹏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5—26页。">但海关对于帝国财政来说，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融资机制。

    1867年，左宗棠西征之际，国用不足无以为军资，遂在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海关税收为担保，向外国银行借款。此后左宗棠又先后几次如此借款，最终完成了对于西部边疆的平定。帝国政府此后也曾多次以类似的借款方式解决财政问题。而外国银行发放的贷款并不是靠自己的本金或存款，而是以在伦敦市场发行债券的方式筹资，挣取息差，再利用大清银价与西方金价在汇兑上的差价来赚取利润。意识到这种汇兑上的损失，帝国政府遂也以类似的方式尝试向中国商人借款。主要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帝国在1866—1883年间的此类借款达到1165万两，占到军需的10.8%，超过了商人所纳的无偿捐输的总额。<spass="mark" title="［日］滨下武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第75—80页。关于左宗棠西征筹饷的过程，还可参见刘增合《左宗棠西征筹饷与清廷战时财政调控》，载《近代史研究》2017年第2期。">

    海关得以成为帝国的财政融资所需的信用基础，里面有两个核心要素值得提及。一是大清在炮舰逼迫下开埠之后，外贸规模大幅增加，从而使得关税征收额不断走高，得以作为一个足够大的信用担保。倘若关税额仍然维持在乾嘉年间的小规模上，则这个担保物是不存在的。这里面的一个衍生效应是，大规模的进出口，也拉动着帝国内部的贸易发展，从而使得对厘金的征收额也大幅上升（在1901年约占到帝国财政收入的18%）。另一方面，是帝国海关系由英国人赫德掌管。赫德以其专业性赢得了帝国政府和西方金融市场的双重信任，才使得以海关收入做融资担保可以获得伦敦金融市场的信任。以帝国海关为中介，基于多年的远洋贸易和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西方金融市场，与东亚大陆帝国的国运被联系了起来。这从财政和军事的角度证明，从此之后，东亚大陆帝国的秩序生成线是基于海洋、中原关系了；而左宗棠平疆赖于汇丰银行的贷款，以此为内亚地区提供秩序，也说明了，中原、草原关系就此转为秩序的传播线。

    <spass="bold">2.亚欧大陆的海陆关系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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