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认为国家、民族是一个不可被取消的本质性存在，国际秩序的行为主体首先是国家、民族，个体的活动只有在这一框架下才成为可能。其理论结果自然会是对于充满古典德性的战争的赞许，对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命运斗争的关注；国家内部的分配问题并不是其首要关注，除非该问题会影响到国家的综合能力的提升。经济政策要从属于国家的政治目标（甚至可说是国家的政治神学目标）。

    另一个角度则不会将国家、民族做本质主义理解，而是从全球贸易的收益分配问题出发，来提出政治、国家问题，认为国家的重要职能在于调节经贸过程所致的不均衡。

    从不是“足够长”的时段来看，并非所有国家在全球贸易过程当中都同等受益；就特定国家内部来看，也不是所有群体都同等受益。在远洋贸易，尤其是工业革命在西方国家率先发展起来之后，人类获得了从未梦想过的经济发展速度，人类财富极大增加。但就国家间关系而言，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国家”与“半边缘国家”以及“边缘国家”或“边缘地区”，在全球贸易过程中所获得的利润分配是相当不公平的；有些不公平是由正当性存疑的政治、规则壁垒所致，有些不公平是因“时间不够长”、均衡尚未达成所致。就特定国家内部而言，其社会结构急剧变化，新财富的分配问题遂成为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当中，财富分配虽然很不平等，然而拥有财富的贵族，其财富上附着有很多的社会义务，穷人因此能够分享到财富的好处，社会不至于产生撕裂，但是这样一种财产权制度的经济效率不高。依照现代法权所重新界定的财产权，财产上附着的社会义务都被剥除，其经济效率更高，但穷人因此丧失了在过去的时代所能获得的财富使用的分享机会，社会于是开始产生了阶级对立。倘若放任贫富分化发展下去，会出现严重的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严重到一定程度，就会走到发生社会革命的地步。

    这两种分配上的不均衡本属经济问题，但倘若无法通过经济途径获得解决，人们就会尝试用政治途径来解决它：对内，这会导向革命；对外，这会导向战争。这样的战争或革命，虽然不一定有助于解决前述问题，但它们有着深刻的伦理基础，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它们也经常能够动员起宏大的社会运动，构成人类历史中的宏阔篇章。

    <spass="bold">二、政治哲学视角

    英美所主导的现代世界秩序，起于经济过程对于人类多种多样的生活世界的抽象，如此才能获得一种跨国家跨文明的、超越于各种差异性之上的普遍规则体系。

    但这里也蕴含着一种危险，即“人”在此过程中也会被高度抽象化，被还原为一种单向度的经济性存在，人的复杂多维度的诉求被抽象掉了。卡尔&middot;波兰尼便谈道：“将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相分离，使之受市场规律支配，这就意味着毁灭生存的一切有机形式，并代之以一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即原子主义的和个体主义的组织。”<spass="mark" title="［英］卡尔&middot;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0页。">如此一来，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便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代价。个体被剥离于传统的温情秩序，进入到一种高度非人格化的冰冷秩序当中；生产的效率大幅提高，但是生产不一定是为“人”的，文化的多样性也可能在这样一种经济的抽象中被稀释掉，以至于一些真正的价值会因此弥散。所以李斯特曾经抨击斯密的理论：“这个学说不过是一个价值理论，不过是一个店老板或商人个人的理论；它并不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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