际金融中心；英国得以操控全球的金融和贸易规则，并以其海洋霸主身份作为规则执行力的终极担保。波兰尼提出，从19世纪后期到一战前，世界秩序是建立在政治、经济相互渗透互为支撑的四个机制之上的，它们分别是均势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以及自由主义国家。英国支撑起来的金本位是这四个制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而金本位的源泉和基体是自我调节的市场；金本位制是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尝试；均势体系是金本位基础的上层建筑，并通过金本位来运转；自由主义国家则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结果。<spass="mark" title="［英］卡尔&middot;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第3页。">

    在此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国家利益与其世界主义取向的深刻关联，这也是真正的霸主国的关键所在——只有将一己之私包纳在一个普遍秩序当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样一种包纳，会自然形成霸主国运用其力量时的自我节制，因其力量只有用来维护此一普遍秩序，才最符合其国家的长远利益；从而，其他国家对霸主国运用力量的方式可以形成相对有效的预期，并对其形成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基于对霸主国的善意的相信，而是基于对霸主国能够识别其本身的长远利益之能力的相信。这些国家的力量从而不会与霸主国处于本质性的对抗关系中，后者因此可大幅降低统治世界的成本，使其霸主地位可持续。

    <spass="bold">2.直迄一战的英国远东战略

    切换到远东来看，便可知，英国在这里的谋划势必要以远东最大的市场——中国的普遍开放为其基本目标，其在远东的经济、政治、军事战略等的设定都是围绕此一目标展开的。若欲中国市场的普遍开放，则维持一个统一而又适度繁荣，并且接受英国“规训”的中国，是最符合英国利益的。让中国有能力在英国的主导下自我统治，英国便既无须承担治理的责任，又能获得全部的贸易好处；倘若中国被列强瓜分，则其他列强可能会向英国封闭其瓜分部分的市场；倘若中国过于贫穷，则不可能拥有对于英国商品的消费力；倘若中国太过强大，英国又会无力对其进行控制，中国的市场则未必能为英国所占有——这样一种政治逻辑，与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草原帝国对于中原的“榨取-保护”的关系如出一辙，只不过是其中的行为主体和经济逻辑发生了变化。

    因此，英国最初的政策是扶助大清，对其进行“规训”，将其引导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从而成为自己的庞大市场；同时要通过对大清的扶助而形成远东的均势体系，与俄国形成相互制衡，使得英国仍然可以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超然姿态，成为整个格局的主导者。但是甲午战争证明了大清并不是个合格的远东代理人，英国不得不将眼光转向日本。反过来，英国对于大清则更多地寻求一种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策略，在《马关条约》之后大清努力筹钱支付对日赔款的时候，英国极力推动大清向英国的汇丰银行借贷；大清为了“以夷制夷”的考虑，也向其他列强进行了大量借贷，英国遂进一步胁迫大清，令其同意海关总税务司一直由英国人来担任，以此来掌控帝国财政。由于大清向各国的贷款及分期支付的赔款基本都是以关税作为担保，英国因此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列强的对华优势。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相对国力下降，面对德国在海上的挑战、俄国在亚洲陆上的挑战，渐渐有些力不从心。故而英国被迫开始放弃其“光荣孤立”的政策，寻求结盟，1902年的英日同盟遂构成此后英国远东政策的基石。但英国的结盟政策，仍然是确保其普遍经贸利益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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