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多与宗教发生密切联系。刑罚也是神罚。王讨伐不顺从的方国称之为“恭行天之罚”，惩罚族众要“戮于社”。

    殷周时代的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集中体现在君主身上。《礼记.王制》说：“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殷周时期的人们形成了这样一种权力价值观：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子民，都要按照上帝的旨意办事；王是上帝的嫡子，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服从王就是顺从上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此种心态的投影。

    王权至上是政教合一。因为王权至上的国家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神权部门，王既是党政军的首脑，也是宗教部门的首脑。一人领导一切，就是政教合一。国家运用暴力驾驭宗教组织，使其为政治目的服务。国家不仅掌管人的身体和外部的行动，而且也试图通过对宗教的控制来掌管人的灵魂，使个人、家庭和教会都臣服在国家的羽翼之下，导致全面性的灾难。

    中国人以皇帝为上帝。明明是**地痞、靠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发迹的人，只要一登皇位，就自然而然拥有神圣的光环。皇帝垄断了一切资源，只有扭曲良知才能青云直上，才能赚得盆满钵满。笑贫不笑娼的利益取向击败甘守清贫的道德取向，世风遂每况愈下。

    中国人惨就惨在：那坐在京城中央宝座上的，不是上帝，而是与生俱来带着深刻罪性和有限性的凡人。有罪的人充当正义之神，有限的人握有无限权力，藐小可怜的人成了目空一切的至高者，压跟儿不认识上帝的人成了人间的上帝，这就是全部中国悲剧的总根源。

    春秋后出现的儒教，是最崇拜君权的；它的本意就是为王权服务，以实现“王道”为宗旨，所以最得帝王的喜爱。儒教非但没能教好王权，反而助纣为虐，把王权神化，使中国的王权更加施无忌惮。在儒教的一统天下，中国社会未见向上，相反却每况愈下，一步步的走下坡路。先后几次沦为亡国奴；20世纪，差点成为日奴，最后成了苏维埃的心奴。有识之士痛定思痛，认识到中华大地缺失独立的神权，是中国落后的原因。

    钟祖康说：“我们中国的祖先这两千年基本上都是胡混过来的，走一步错一步，走一百步就错九十九步。……我们的祖先愚不可及，两千年来只是终日沉迷于恶习，没有严肃的解决中国人的精神需要，即没有为中国人奠定一个宗教信仰的基础。……中国人认识不到宗教的用处，那就是中国人的确很笨，没有大智慧，只有小聪明、小权谋。他们硬要舍易取难，水中捞月，企图将中国变成一个不靠宗教力量的道德大国，妄图只用道德文章和政治口号就把中国变成一个‘礼义之邦’。这不是自找麻烦是甚么？当这个‘道德大国’和‘礼义之邦’终于被发现原来是弄虚作假第一、口是心非无双时，自己人都嗤之以鼻，要么坚持自称‘礼义之邦’，要么如鲁迅说的那样‘以丑恶骄人’，真是无药可救的了”。

    上帝，或称天帝、昊天上帝等，中文本意泛指主宰天地宇宙的神，超自然的最高的神，代表天或者等同于天。

    上帝，又称帝、天帝、昊天上帝，亦称天神、天主、天皇大帝、皇天上帝、皇皇帝天等，具有拟人化的神的概念。《说文解字》：“神：引出万物者也”。“帝”后来又用来指天子、帝王、君主。一方面认为昊天上帝居处北辰，“昊天上帝谓天皇大帝，北辰之星。”另一方面，将天与帝区分开，认为昊天为全天，《毛诗传》：“元气昊大，则称昊天。远视苍苍，则称苍天。此则天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列。”昊天上帝，更自然化则称为昊天、皇天、天[8]，部分文献又称“太一”[9]等，“天”是最通常的说法，又称苍天、上天、上苍、老天、老天爷等，如“苍天在上”、“老天有眼”、“奉天承运”、“天谴”、“天生我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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