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公，这是送给你的信。”一个驿卒小心地将一封厚信递给王巨。

    这便是邮驿改革带来的便利。

    章惇也未贪功，王安石虽未说，不过章惇却说出来了，主意是王巨想的。

    确实，它的出现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意义，尽管王安石的敛财，多少使它蒙上了一层阴影。

    阴影就是邮寄财物的收费。

    也不能说是物，主要就是财，银子、铜钱与绢帛。这个不是真寄走的，单件邮寄在这时候成本肯定无比的高昂，它的性质还是与唐朝的飞钱一样，宋朝在邮驿未改革之前，也有类似的做法，那便是在甲地汇款，乙地取钱，钱非是真从甲地寄过来的，而是乙地从各地周转过来，然后收取一些手续费。

    比如现在从泉州寄一百匹绢，十两银子，五十贯铜钱到洪州，铜钱是基本货币，它不会变，但银绢各地都会产生一些差价，特别是绢差价更大，质量好坏，本地产出数量，绢帛的种类，那么做一个估价，然后交到泉州相管州库，由官府根据情况，或从外地调拨，或由转运司调向各处外地。

    邮卒再将书信与单据送到洪州收信人手中，收信人再从洪州邮驿里将等价的银绢铜钱取出来，不过在洪州又要根据情况重新估价∑。

    其实这个过程本身就产生了一些误差。

    然而经过王安石的谋划，手续费却高得惊人。

    近者是两成收费，最远的收费能达到六成！也就是寄十两银子。官府要收取其中的六两！实际多数官府支出与收入基本都是平衡的。只有少数支出或者收入出现一丝严重逆差。那才需要周转，但非是米草，而是钱帛，实际成本不足一成！

    反正王巨是不能急了。

    如果不是这么做，它也是对各地官员的一种锤炼，为以后的银行打下了基础。但这么做了，就不要指望锤炼的什么了。

    而且这种高昂的手续费，对他下面的计划同样产生了妨害。

    当然。好处还是有的。

    比如现在普通书信，不管是官员，或者兵卒，或者普通百姓，只要交足了邮费，皆与异地亲人互相书信往来，而非是专门让自家家仆骑马互相联系了。

    王巨便打开信。

    信是韩韫写来的。

    烧酒作坊上交给朝廷了，王巨便让韩韫主持蔗糖作坊销售的一部分事宜，负责向西夏与吐蕃这两块的销售。这是赚“外国人”的钱，朝廷也没有太在意。

    以便让韩韫继续主持那个蓄谋已久的计划。

    因此韩韫如今多在长安与京城这两地活动。

    王巨临离开京城时。让韩韫留心着京城的一些消息。真不行，就去找赵念奴吧。反正赵念奴后面一大串宗室子弟，都是蔗糖作坊的契股，不用避嫌。

    信上说了很多事。

    赵世居谋反案将赵顼惊醒，吕惠卿不可信任。

    于是赵顼迅速又起用了王安石。

    当然王安石不可能将此案闹大了，力主宋禧之意，李士宁决杖，配永州；范百禄坐报上不实，贬监宿州税，这案子结束了。

    总之，吕惠卿这次做得太急，反而弄巧成拙。

    不过现在不是对付吕惠卿的时候，王安石便重派沈括主持与辽国的谈判。

    说老实话，沈括这个人人品还不如吕惠卿，首先说苏东坡。几年前苏东坡在杭州任通判，沈括去东南检查两浙路的农田水利。赵顼便对沈括说，苏轼通判杭州，卿善待之。两人在杭州相遇，把酒言欢，也确实不错。不过这些书信让沈括一直保留下来，后来便成了乌台诗案的证据。永乐城之败后，沈括闲赋润州，又象没事人一般，对苏东坡迎谒甚恭。大苏也无辄了，只能哭笑不得。

    还有对王安石的态度，王安石在位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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