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guó mín dǎng，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于8月31日给联共中央书记处写信说：“guó mín dǎng内部发生的变化在广州‘三二○’事件中就有反映，但在我们的报纸上没有作出任何报道。我们的读者不得而知，我认为这是有害的……我并不认为可以由我个人来为我的行为方针承担责任。”

    除了拉狄克，斯大林对加拉罕也不满。他于9月23日给莫洛托夫写信说：“不要让加拉罕随便处理中国的事情。他真的会把整个事情搞糟。他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他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的全权代表，完全不适合充当如今中国和国际新形势下的领导人……他这个人太轻佻，眼界狭窄（指革命的眼界）。

    而胆量和蛮横、自信和自负则绰绰有余。这是特别危险的，加拉罕任何时候都不会理解，汉口将很快成为中国的莫斯科。”

    10月23日，上海工人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

    北伐军攻下武昌后，浙江省长夏超倒戈孙传芳。北伐的不断胜利，使陈独秀情绪十分高涨，赞成发动工人bào dòng，在北伐军到来之前，获得上海政权。10月19日，陈独秀和彭述之同意放弃总罢工，他们认为工人没有斗志，组织上没有力量来发动这场斗争。果然，起义的人少，只有100人的武装，一度占领浦东，不久即失败。

    失败后，10月28日，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说：“应当弄清的重要问题是我们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是希望举行人民的起义还是纯小规模军事发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准备的是起义还是军事发动。” 罗亦农说：“只能说是利用军队挺进的形势，我们就是做这种准备。”彭述之说：“上海组织的积极分子还希望举行人民起义，应当打消这种念头。”陈独秀说：“政治发动只能促进政变，而不能起主要作用，人民大众还没有力量和觉悟起来发动政变……我们也不能宣布实行总罢工。”维经斯基说：“问题在于我们本身很少注意上海人民大众参加这次发动。”

    这期间，维经斯基和远东局的拉菲斯、福京等人的矛盾公开化。早在8月，拉菲斯和福京就对维经斯基说，在政治局势复杂化和党及其中央壮大后，他决不能继续领导党的工作，远东局应由别人来领导。拉菲斯认为，维经斯基的错误，没有正确对待北伐，对中共中央最初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积极立场重视不够；缺乏对革命这一阶段的深思熟虑的策略方针。维经斯基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指责马克斯优柔寡断，不适合独立地进行指导工作。

    12月13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他说，蒋介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而逐渐右倾，但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党的“左稚病”有6个方面，即“看不起guó mín dǎng”，“包办guó mín dǎng”……

    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反驳说，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条件不成熟，并指责湖南工农运动已经“过火”。上月初，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归给农民。不久，共产国际给中央拍来电报，指示“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接到国际电报后，陈独秀改变了这一主张。将土地问题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

    鲍罗廷支持陈独秀的意见，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

    máo zé dōng、李维汉的观点被视为激进，被大会否决。会议期间，主持湖北省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去见陈独秀。他汇报工作后，等待陈独秀发表意见。等了一会，陈独秀只顾抽烟，似乎还在等待自己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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