褥，地上又复潮湿不堪，加以饥饿难挨，身体完全搞垮。、特务们不得不叫来医

    生检查。因为病情严重，便派了两名看守监视着，以贾步瀛的假名字送到西北疗养

    院治疗。到医院两星期之后，身体逐渐恢复。有天，听见看守闲话说：“马局长

    （马志超，兰州市警察局长，军统特务）把这家伙弄来，杀又不杀，放又不放，真

    是麻烦。听说又要往乡下转移，将来就成了咱们的包袱了。”我听了之后认为，如

    果转移到了乡下，后果将不堪设想。就趁医院人杂，瞅空跑了出来，回到了新一军

    军部。这天正是5 月6 日，计被拘押了67天。

    我在宪兵营羁押时，曾有一个湖南人来审问过我。他问我为什么要反对葛武柴

    （复兴社头子、甘肃教育厅长）？为什么要反对中等学校教职员受训？为什么要骂

    复兴社？为什么要领导学生反对政府？为什么要搞救亡运动等等莫名其妙的问题。

    其中骂复兴社和搞救亡运动两个问题，我据实回答了。我说，因为我不同意复兴社

    破坏团结抗日的论调；作救亡工作是为了团结抗战，没有错误。由于审问不得要领，

    以后再未审问。这个审问的人是第八战区的谍报科长霍立人。在我到医院以后，复

    兴社分子杨居敬曾跑来看我一次，还假惺惺地挂着眼泪说：“没想到把你弄成这个

    样子了！”

    1943年3 月9 日夜12时左右，我在甘肃省驿运处宿舍，被特务逮捕，当晚羁押

    于广武路121 号军统秘密监狱。这里是一所民房，正院原是前后两进，后来把中间

    的屏风拆除了，成了一座长院，西南角有门连着一个小跨院，计前后共有房约40间。

    除了“特务队”（军统调查行动队）办公和看守人员占用的近10间外，其余各房都

    押满了犯人。西跨院房间极小，多是临时改建而成。个子稍微大一些的人，晚上睡

    觉还伸不开腿，这是关押重要犯人的地方。我进去时，共有犯人七八十名。其中属

    于所谓“异党”问题的犯人共20余人。有六七人是条城的农民，据说是因红帮聚会

    而被当作“异党”活动捕来的，这些人大都用过电刑，有的承认了是共产党，其实

    却与共产党没有关系。当然，真正的共产党员也有。在所谓“异党”犯人中，受刑

    最多的是吴渊彦。王彦升，长期镣铐的有陆堂安、蔡映瑞。在我被押期间，所谓

    “异党”分子，曾有两批被送往西安劳动营受训，人数不详。

    这个监狱归特务队管理。特务队是军统八战区调查室的行动组织，队长先是江

    苏人高尚，后为兰州人王永忠，最后为文殿杰。下设三个分队。分队长一为山东人

    刘某，两个姓赵（一为青海人，一为河南人），另有一个司务长也姓赵，甘肃径川

    县人。这些分队长、司务长大都是军统兰训班毕业的职业特务。         我原被关在前院里，次年春，因防空紧急，规定“犯人”被带出防空，一律带

    了铐子。我曾因此提出抗议，被报告到调查室后，命令将我关进西跨院，一星期后

    又移出来。约20多天后，特务调查室司法股长张橡夫把我提出审问了一次。审问的

    地点是前院西房队长办公室内。当我走进时，两边有四个特务人员站立，手里拿着

    绳子、皮鞭等刑具。当时我并不因此而感到恐惧，因为我自关进秘密监狱，即将生

    死置之度外，何况那时每天已经听惯了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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