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的才是我的。这样花钱，又这样爱财，总是感觉钱不够用。和亲信一合计，明码标价卖官。这样也是公平的，卖官得来的钱归我皇帝，总比归宦官或者大臣们好吧？

    （想想孟达他爸，用10斗葡萄酒给张让就换来了个刺史，度量衡不统一，暗箱操作，既不公开又不公平。）比如说曹操老爸曹嵩就是花了一亿买了个太尉。

    您如果钱不够也可以，先欠着，等你上任以后，再慢慢给皇帝。皇帝够意思吧。此时的皇帝只恨天下的官职太少，僧多粥少，哪里还任你乡闾评议，察举授官呢？

    在这样的情况下，察举制度形同虚设，世风日下。《三国志，武帝纪》建安8年秋7月，曹操令就记载：“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清议也日趋愤激，因为有才有德的人沦落下尘。

    然而，好景不长，黄巾起义这股沙尘暴立刻冲垮了现存的政治结构，地方官员逃的逃，被杀的被杀。当危机真正到来的时候，尸位素餐的无能之辈会被自然淘汰掉。

    于是，在曹操志在四方的时候，基层包括中央的称职干部就出现了及其短缺的现象。

    曹操的干部，在开始的时候主要来自自己的家乡，包括同事、同学、好友、亲属。干部选拔则主要通过相互推荐，介绍，曹操交谈认可，比如荀彧就举荐了荀攸、钟繇、陈群等等。后来，征服的地方多了，又接纳了敌方投降的人士。在曹操阵营中真正依靠清议招聘来的，可谓凤毛麟角。

    因为，当时只在平静的荆州地区还残存着一点文化氛围，其他地方战乱频仍，人们上顿不接下顿，哪有闲情去清议人物呢？曹操的手下可谓来自五湖四海。这是因为曹操大气。

    前面说过曹操的用人令，这里我想把它抄录下来，让大家切身感受到那种求贤若渴的精神：

    《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三国志》记载：建安十九年十二月，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魏书》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秋八月，令曰：“昔伊挚、傅说出於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陈平负汙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奏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汙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因此，《魏书》对曹操的评价：……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於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於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馀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

    由此，使我想到了汉武帝。只把汉武帝自己写的远光元年问贤诏和元封5年求贤诏简单对比一下，就能看出他们的共通之处了：

    远光元年问贤诏：“朕闻昔在唐、虞，画像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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