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朝评价极差。”    “再者，前往长崎贸易的商人，为了得到贸易信牌，什么都说。自然是把倭人猛夸，言语中也多有‘僭越’，更是助长了倭人自大。”    史世用不是商人，而是密探，是站在朝廷的角度去看问题的。更因为他是皇帝身边的人，对于“僭越”这样的事，看得极重。    他平日里接触的人，有不少当年逃亡这里的儒生后代，也算是一种饿死不食周粟的态度。    通过接触，这种隐藏的敌意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    大顺和日本的关系，很差。    官方往来完全没有，也就在长崎有些非官方的贸易。    当年大顺为了正统性，用了郑伯克段于鄢的手段，明明可以先把南明灭掉，却一直不灭，就为了逼南明向外国借兵。    向外国借兵，不可同一而论。    问琉球、缅甸、朝鲜等借兵，这是藩属履行封建义务，无可厚非。    但问日本、教廷借兵，这就可以用来大做文章。    借着借兵一事，用激进的意识形态对南明口诛笔伐，加上大顺刻意扶植的永嘉永康学派的意识形态，彻底击垮了南明的正统性。    这是政治智慧。    黄宗羲曾言，昔年宋亡之际，张世杰遣使借兵、陈宜中亦往占城借兵。故而当时情况，与宋无异。况且唐也曾借回鹘兵，汉奸二字，需再思量。    当时南明朝中也有人说：“日本事成，则割诸岛与之。大海天乾，非比长江，纵然割岛，彼岂能与我争中原哉”。    这事不好评价，穷途末路，自然不能指望一个家天下的封建王朝有什么民族意识。    刘钰深知统治阶级的无耻，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大惊小怪的。    但是后续的几封借兵书，引出了一个大问题。    “恭维日本大国，人皆尚义，人皆有勇，人皆训练弓刃，人皆惯习舟楫，地邻佛国，王识天时……聊效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师。”    “窃慕日本大国，威望隆赫，笼盖诸邦；敬修奏本，请兵三千：一以联唇齿之谊，一以报君父之仇。伏仰德威，发兵相助。”    当时借兵的书信很多，对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态度。    之于琉球这样的藩属，是用让藩属履行封建义务的态度。    而这几封借兵书，则用了三个很犯忌讳的词。    “大国”。    “唇齿之谊”。    “聊效七日之哭”。    前者好说，后者这个唇齿之谊和聊效七日之哭，则等同于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自比为秦、楚。    这使得日本很是膨胀，自认自己已经和中国平起平坐了。    当然了，单就这个事而言，刘钰搞得“平等外交”似乎差不多，大哥不说二哥。    单就传统的意识形态，搞平等外交，刘钰背个“汉奸”、“秦桧”的帽子，不冤。    但其实这里面还有个事。    东亚体系之内，没有平等外交，因为都是中华文化圈内的。    和法国、俄国、英国搞平等外交，源于他们不是中华文化圈内的国家，所以即便平等也不能怎么样，因为他们夺不了“正统”。    朝贡体系可以转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朝贡体系的范围内，有且只能有一个正统天子，而这个正统天子肯定不可能是西洋人。    中日之间的对等外交，这就还涉及到一个“正统”的问题。    如果大家都是诸侯，日本觉得既然天朝都认可他们是“效七日之哭”乃秦楚关系，那么凭什么中国是天子正统？    搞对外交往，大顺这边的称呼是“天子”。    换言之，不是中国和西洋诸国交往，而是中国加周边藩属的整个帝国，和西洋诸国交往。    朝鲜的皇帝是华夏天子，琉球的皇帝也是华夏天子，对外交往的时候是把整个中华文化圈捏成一团的。    当初对俄条约缔结的时候，刘钰也写的很明确：藩属国没有资格直接和俄国进行任何谈判和接触，这个藩属国在签约的时候，刘钰是包括了日本的，俄国也是接受了的。反正……俄国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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