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争取早日把老家的学校给重新修一下。目前已经联系了十几个在东川做事的清水湾的乡亲们，大家也都很感激你。”

    周学兵将老书记引到店里坐下，说：“那就太好了。不知道你孩子啥时候有空，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就一起见一面，咱们都是年轻人，也可以聊聊。”

    老书记说：“他一般周末都有时间的。这样，回头周末，我带他过来，来店里吃火锅，大家再认识一下，加深一下印象。”

    周学兵说：“好。”

    老书记没留下吃火锅，又急匆匆回去了，说中午要给孙辈们做午饭。周学兵见他这样子，自然是没有挽留的，他下午也要去找一下彪哥跟蛮三，顺便再去找下田本刚，联络一下情感和关系。

    看着老书记远去的背影，周学兵一时间有些恍惚。

    这背影，让他想起当初在清水湾，大家一起出工、走在山间小路的背影。不知不觉，他们这一批知青，回城已经足足十年有余了。

    这十年里，很多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有些人物质上变得富有，有些人精神上更加贫穷。在这个国家的大江南北，社会形势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切，都归结为那一场“南巡讲话”，带来的社会影响。

    人们开始再次将眼光投向南方，甚至投向国外。仿佛一夜之间，所有沉睡的人们，都睡醒了。在此之前，从1978年到1992年之间，或者说从1978年到1992年的前两年里，这个社会的空气中，漂浮着态度的疑问和不解。到底姓“社”还是姓“资”，无休止的各种争论和讨论······那么，1992年的一场讲话之后，将前面这十几年的不确定，全部搁置下来了，不争不论，一切往前看，大踏步的往前走。

    这才是这场讲话，带来的改变。

    而在东川，这一切改变带来的影响，才刚刚开始。而这种开始，很快就会反映在周学兵等人身上。

    几十年之后，我作为记录这个故事的记录者，从当年这些日记里，从东川图书馆、博物馆里查询到的只言片语里，回去感知当初的这些改变时，我自叹不如。

    如果我回到当时那个时代，我会不会也是周学兵这种“时代的弄潮儿”？会不会成为那些年的“吃螃蟹者”？

    暂且不说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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