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原来的工作安排，这一段时间，一直到春节前，大历县公社干部都是以收缴税费尾欠为主，兼顾其他事情。    然而，第二天县里面的一个电话通知，将这些计划打乱了。易大伟接完电话后，一边在嘴里嘟哝着“计划总是跟不上变化”，一边走出了公社话务室。    几分钟后，易大伟在会议室主持召开公社两委会议，传达县府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田广越的电话通知精神。    通知说，十天后，县里对全县冬季农业生产进行全面检查，重点检查各公社书记、主任和分管农业的副职三人冬季农业生产联系点，和国道、省道、县道“三道”两边的冬季农业生产情况，以迎接一个月后地区冬季农业生产检查组的检查。    分管农业的副主任刘有成对全公社的冬季农业生产情况进行了汇报。    不汇不知道，一汇吓一跳。    全县冬季农业生产动员大会后，大历县公社也及时召开了全公社的冬季农业生产动员大会，把县里分配到公社的任务，也照葫芦画瓢分到了各个大队和驻队公社干部的身上。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全公社依然还是一块块的坂田，干干净净的，一片古黄色，除了收割晚稻时留下的一株株禾蔸，几乎难得寻找到一点绿色的生命迹象。    大历县公社在1819省道两边的大队竟然有整整十个，长达十多公里！县道两边更有十三个大队。省道、县道两边目光所能及的稻田，牵涉到数千亩水田。    按照县里的要求，这些路边的田是必须无条件种上冬季作物的，种不下冬季作物的，至少要把那些还没有种上冬季作物的坂田翻挖过来。    更要命的是，易大伟、艾晓旺和刘有成三个人的冬季农业生产点，既没有示范，更不是样板，只是稀稀拉拉的种了一些蔬菜，根本拿不出手给领导看。    看来，这次挨批评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易大伟说：“大历县公社的老百姓，历来都是把冬季作为冬闲农闲的，就是搞集体的时候，也很少种哄么冬季作物，最多是铲铲草皮，烧烧火土灰而已。”    的确，农村实行包干到户后，农民们便是我的田土我做主，种哄么，种多少，都是自己定的，是种田种地养鸡养鸭，还是办厂开店外出打工，是劳动还是休息，也都是他们自己定的。在这一点上，农民是高兴了，自由了，解放了，做主了，但公社干部却从此被动了，麻烦了，为难了，无奈了。    农民们一家一户，承包的田土，少则也就一两亩，多则也不过四五亩，种完两季水稻后，除了在自己的自留地或菜园子里种一些蔬菜保自己吃外，晚稻收割一结束，宁愿在家扯胡子打扑克，围着火炉喝茶扯淡谈白，也不愿搞冬季农业。    这倒不是说农民太懒，也不是说农民不想增收，而是冬季农业实在没有哄么可种的，收入也很不起眼，有它不多，没它不少。再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种出了东西也卖不脱，变不成钱，大多数烂在地里田里，最多是喂喂猪。第三个原因，就是现在有饭吃了，白天有酒喝，晚上有奶摸，比较自我满足。    但国家、省里、地区和县里却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冬季也是一季，如果把晚稻收割后的稻田利用起来，种植豌豆、禾根豆、饭豆、蚕豆、荞麦、油菜、蔬菜、红花草籽、兰花草籽等等，把一家一户种的这些，汇总起来算算总账，那就是一个不得了的数字。    于是从上到下，一级抓一级，一级更比一级重视，一级更比一级要求严格，一级更比一级厉害的部署安排和督促检查冬季农业生产。    农户们算的是，种出这些东西来后，吃不完卖不掉，有有的虽然可以作绿肥，但效果并不十分的明显，这就导致了农户与国家、省里、地区、县里、公社之间截然相反的看法。    “我们公社夹在中间，”易大伟说道，“上级层层下压，我们也只有压农户。而分田到户后的农户，已不再是搞集体时的农户，他们不但可以不听，还可以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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