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因为他知道中国的根本在什么地方。

    “其实，从开始罢黜百家的时候，掌握在统治者手里的儒家就成为愚民的工具。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秦，秦国因为愚民而兴，也因为愚民而亡。但是，自此之后，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所以，“愚民之道”就再没有退出中国历史的舞台。”

    缓步向前走着，朱宜锋边走边感叹道。

    “不过，秦国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为历朝历代所警，但“汉随秦政”的影响，加之秦国因“愚民”而强的现实，又为历代王朝不甘舍弃，而在这个时候董仲舒出现了！”

    是的，董仲舒是一个关键的角色，这正是朱宜锋研读史集得出一个结论。

    “后人只看到董仲舒劝说汉武用以儒学，却未看到汉武取儒家之“仁”不过只是拿来一用，所谓“仁”不过只是用来蒙骗百姓罢了，是为了掩饰秦政的本质，而董仲舒恰好看到这一点，看到汉武需要用儒家的“仁”去掩盖法家的“暴”，需要用“三纲五常”来确立汉家统治的合法性！”

    作为圣门子弟，郭嵩焘自然知道，圣人之学中原本并没有“三纲五常”，所谓“三纲五常”是董仲舒加入的。

    “从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加入“三纲五常”的那天起，儒家就完全沦为王朝的工具，但是，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却使得历朝历代中原君主都非常清楚，“愚民之道”只是一时之用，毕竟人不可能终身蒙蔽，就像秦国一统之后，便有“天下苦秦久矣”之说。在汉武“罢黜百家、独遵儒家”之后，尽管儒家一点点的沦为了工具，虽说“儒表法里”本质没有改变，但是儒家核心的“有教无类，开化民智”却仍然影响着民众，加之当时的士大夫虽说愿为君主驱使，但他们却仍是圣门子弟，仍然坚守着“有教无类，开化民智”的对门之根本，这也就造成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王朝皆在“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某种平稳！”

    对于汉王的这些观点，郭嵩焘更多的是听，若是没有欧美游历的经验，或许他会将汉王的这番话视为“大逆”之言，但是在欧美游历的三年，却使得他能够理解其中的关系。

    或许商君之说旨在“愚民”，但是“民愚则易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的道理却是放之四海皆准，所谓的“刁民难理”，实际上，就是国弱的表现。如果官府没有权威，或者权威总是受到百姓的挑战，自然也就不可能国强。

    实际上，在欧美国家，他看到的同样也是“愚民”与“开智”之间寻求平衡，只不过相比之下，他们进行的更加隐晦，在欧美各国推行的教育之中，为学生树立法律观念，其实就用制度“愚民”，或者说用制度去约束人，从而令国家在某些方面对人处于强势。

    但关键在于两者之间的平衡！

    “儒家本身并没有愚民政策，相反，还常常站在一般民众立场上想问题。儒家提倡“有教无类”，提倡开化民智，希望民众“有恒心，有恒产”，在儒家经典中根本没有任何”愚民“政策。反而对于君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甚至在看待个人犯罪时，也会反思是不是社会制度使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儒家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并不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看问题。这一点与法家截然不同，法家是占着君主的立场上为其出谋划策。而在实际治国上，一味行以“仁”显然不能治国，一味施以“霸”，亦会二世而亡，事实上，在治国上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有了后世的“儒表法里”，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儒法并重。表面上是儒家“仁义”，制度上却是法家驭民霸术。也就是汉宣帝训子的“霸王道杂之”，也就是随后两千年的“霸王道”的平衡！”

    这一番解释之后，朱宜锋的唇角一扬，如果不是因为统治的需要，自己恐怕也不会懂得这一切，自己可许会和过去一样，认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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