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代初期幽州的军事态势

    公元8世纪中叶，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使大唐帝国一蹶不振，各地藩镇纷纷据守一方，脱离中央政府的管理，外重内轻、藩镇擅命是唐朝晚期中央与地方的真实写照。907年（天佑四年、后梁开平元年），宣武节度使、梁王朱温废唐哀帝，建立梁国，史称后梁，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唐帝国就此灭亡。此时，在北方地区其他强藩也要分一杯羹，亦纷纷称王称帝。晋王李克用据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南晋源镇），李茂贞据凤翔（治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刘仁恭据卢龙（治幽州，今北京城西南），罗绍威据魏博（治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王镕据镇、冀（今河北正定、冀县），形成诸强藩称雄之势。在此后的五十余年间，梁、唐、晋、汉、周政权迭相更替，战乱频仍。在北部边疆，日益强盛的契丹（辽）国趁乱袭掠中原，战争在中原王朝与诸藩、契丹之间交织并作，而作为北方军事重镇的幽州则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焦点。

    幽州地势雄要，西倚太行，北枕燕山，东临大海，南面中原，又有古北口（今北京市密云县东北）、居庸关（今北京市昌平县西北）、渝关（今河北省山海关）等重要关隘作为屏障，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安史之乱以后，幽燕卢龙之镇雄踞北方并握有重兵，已形成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之势。又加上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袭扰，使得幽燕地区胡风甚炽，所以唐朝廷对此地采取的是“因而抚之”的态度。[1]节度使刘仁恭利用朱温与李克用之间的矛盾与争斗，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进占沧、景、德三州之地，赶走义昌节度使卢彦威，并命其子刘守文为义昌节度留后，这时的幽州节镇，其势力范围已经向南扩展，包括了原义昌节镇的三州之地。刘仁恭的势力范围辖有幽州、瀛州、涿州、莫州、妫州、檀州、蓟州、顺州、营州、平州、新州、武州等，其下又辖有诸县。及朱温灭唐前后，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发动兵变，囚其父而自领幽州卢龙节镇之务，任节度使。驻守于沧州的义昌节度使刘守文闻讯起兵相攻，义昌节镇遂与幽州节镇决裂，脱离其管辖范围。到909年（开平三年）底，刘守光击败刘守文，再次占有义昌节镇之地。因此，后梁时期的幽州卢龙节度使，实际上是控制着幽、沧两节镇的地盘。而从地理位置看，卢龙节镇正好夹在黄河流域的后梁和占据河东的晋两大北方割据势力之间，其势力范围的消长甚至生死存亡也必然受到威胁，因此割据兼并战争不可避免的要在三者之间爆发。

    二、梁、燕、晋之间的战争

    唐末，原投于晋王李克用名下的刘仁恭据守幽州，为了在割据混战中扩张地盘，他联合黄河流域的朱温共同对抗河东的晋王。在与李克用公开决裂后，刘仁恭不断向南拓展势力范围。在幽州军队进攻魏州大败以后，朱温又联合魏博节镇反过来攻打刘仁恭。刘仁恭马上又向河东求救，李克用在其子李存勗的劝说下出兵救援，欲牵制朱温兵力，限制其在北方的扩张。

    907年，刘仁恭之子刘守光发动政变，囚禁其父，自任卢龙节度使。受政变影响，幽州最有战斗力的银胡簶都指挥使王思同、山后八军巡检使李承约均率军投奔河东李克用。[2]刘守光在幽州的残暴统治比其父刘仁恭有过之而无不及，“守光性本庸昧，以父兄失势，谓天所助，**滋甚。每刑人必以铁笼盛之，薪火四逼，又为铁刷劀剔人面”。[3]在910年攻占沧州后，刘守光更是自以为得到天助，恣行**，妄自尊大。911年（后梁乾化元年）三月，晋王李存勗为使刘守光放松对晋军的戒备，联合其他节镇推他为尚书令、尚父，“乙未，帝至晋阳宫，召监军张承业诸将等议幽州之事，乃遣牙将戴汉超赍墨制并六镇书，推刘守光为尚书令、尚父；守光由是凶炽日甚，遂邀六镇奉册。”[4]而刘守光却叫嚣：“我地方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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