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爷开始，改人头税为摊丁入亩的田赋，为雍正、乾隆两朝盛世之基础。道光也之后到同治年间，外敌入侵，赔款日多，用兵之处频繁，特别是发乱、撵乱以来，军费常常无从筹措，又有按圣祖爷平三藩时的成例，令军队就地征收厘金之法。发、捻乱平而湘淮军队众多，朝廷一方面裁撤军队，一方面改临时征集之厘金为征税，方有今日之田赋加厘金二税为主的征收体制。去年户部征收入库九千万两，其中田赋为四千万两，约占税赋总额的四成。田赋四千万两，比较庚寅年（1890年）全国耕地面积为85200万亩，平均每亩摊得田赋仅为四钱银子，可谓轻之又轻。故而，在雍正年间改人头税为摊丁入亩的田赋后五十多年间，全国人口从一万万增加到三万万。圣上，查核税收杜绝舞弊贪墨当立行，改革税制、集财权于中央却要慎之又慎，需考虑税制和人口、土地之间的关联，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分配，还要考虑白银购买力浮动的影响，避免影响民生，造成动乱。”

    杨格听得暗暗点头，翁同龢虽然不是现代税收专家，但是主持户部多年，早已经熟能生巧，谙熟其中门道利害了。

    光绪却奇道：“如此轻税，如何变成每亩征收一两六分银子的？又如何会影响民生、造成动乱？”

    “臣一一为圣上道来。”翁同龢捻须说道：“前番移民实边，开荒辟地，安置流民，一是为解决边防无人、军队久戍而供给困难；二是解决关内失地流民民生。方才臣言道。乾隆、嘉庆年间人口暴增。从一万万增加到三万万，然而耕地却是有限的，百年间除移民实边所得之外，只增加了百万顷，增加之数无法供养两万万人口增加之数。两湖、豫西南、淮西等地耕地原本有限，人口暴增之后，突破人均四亩耕地的天限，又因银价暴涨而朝廷税收以纹银，造成百姓耕地不足而缴纳赋税增加之结果，民不聊生而会道门渗入。方酿成白莲教之动乱。谈古论今，方知移民实边功莫大焉，对稳定江山社稷、解决民生尤为关要。如今在盛京地区以丁授田三十亩，一户丁口平均为7人。将将为人均耕地四亩之界限，只是盛京土地肥沃而荒地较多，可以采取轮耕之法，产出远比关内中原为多。以去年产出为例子，河南开封一带去年未曾受灾，春耕秋收亩产折算黄谷为415斤（清代度量衡为库平营造制，一斤为598克，大于今日市制斤的500克，此处引用现在的市制度量衡），然盛京之锦州府垦屯兵团第一团之大凌河兵团农场。因为水土丰沃而轮种得法，春耕秋收之亩产为700斤。”

    光绪目光移向杨格，喟然叹道：“杨爱卿辛苦了。”

    杨格欠身道：“职臣不敢贪天功为己有，此乃依帅、耿帅、宜麟、志锐以及军中官兵的功劳。陛下，还是请翁中堂继续谈谈税收问题？”

    “田赋原本很低，却占朝廷税收的4成，自嘉庆以来多年用兵，国库早已空虚，故而朝廷每每在缺钱之时对地方以‘捐献’、‘供奉’名目，要求地方捐输。地方只能摊派到民间地亩之上。道光以后，战争、赔款连连，捐输渐成习惯，有的地方官员为了应付朝廷随时要求的捐输，干脆预先征收、加倍征收。以博朝廷之欢心，谋求升迁之道；又或从中贪墨。贿赂公行、官官相护，往往是一官贪墨，群官皆黑，纷纷效仿，造成百姓地亩实际征税远超朝廷定制之况，也造成大清吏治日渐崩坏之局，更因地方督抚在厘金和捐输征收中提留，渐握地方财权，势力坐大，竟有与朝廷分庭抗礼之象！以臣的家乡常熟为例，耕地集中于地主手中，田赋、厘金、地租、额外捐输是农人的四大支出，地主只管收租而由租种土地之佃农缴纳田赋、厘金和捐输，朝廷田赋每亩只得四钱银子，地方摊派之捐输却高达一两，如佃农出卖余粮，还需缴纳厘金，值百抽一。又，吏治后，官吏往往加大火耗，百姓以粮抵税或以小钱纳税，户部受的是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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